三大趋势凸显，治赌日渐复杂

涉赌人员结构多元化。一是年龄由中青年为主开始向两端延伸。天津市宝坻区警方在2013年底抓获一起29人的赌博案件，其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多岁。二是妇女比例逐年增加。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妇女涉赌在一些农村已占到涉赌人数的40%。三是群体结构多元，一些“致富能人”和中小学生也深涉其中。

聚赌地点更趋隐蔽，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展“游击战”。一些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所成为赌博“主战场”，空置老屋、闲弃厂房频频被用来聚赌，而且最多不超过3天就换地方。此外，县市区域交界处成聚赌高发地。今年6月17日，吉林农安县公安局抓获一起聚众100多人的赌博案件，地点就在三个县市的交界处。深山老林、荒地河边等偏僻地也逐渐成为聚赌的“新兴地”。贵州凯里一些干部群众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赌博活动大多选择在荒山或深山中，聚赌分子找一块平地、搭几块木板或简易帐篷，就成为一个赌博窝点。

组织体系日趋严密。据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介绍，当前农村地区组织赌局需要内外两方面人员紧密勾结。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局中“抽红”，即牌桌上赌资满200元抽10元的“红钱”，一场三四个小时的赌局可抽几万元；放贷人员一般是“九五利”，即现场借款1万元，3天的利息为500元。外围人员则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负责接送参赌人员的司机，一天收入200元；还有专人负责送饭，费用全由庄家支付。

赌根难拔，农村亟待精神补养

接受采访的一些干部群众表示，目前仍有相当多的农民受农村地区历史文化影响，对赌博缺乏正确认识，“以赌为乐”的生活陋习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为农村赌博屡打不绝提供了丰厚“土壤”。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助理检察员贾云鹏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他处理的几起农村赌博案件中，一些涉赌参赌农民的法治意识非常淡薄。“赌博陋习在我国农村地区有上千年历史，许多农民对赌博违法性质认识不清，认为'大家你情我愿，赌一赌也是正常的休闲娱乐'。有的甚至说执法人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让人哭笑不得！”

一些农民“乐赌不疲”，还有很多农民被“一夜暴富”吸引，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贵州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元。他说，赌博既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败涂地。一些农民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进去，初期可能尝点甜头，结果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甚至嗜赌成性。

记者在多地农村采访时看到，尽管许多地方建起了宽敞明亮的“农家书屋”，也购进了一些经典名著，但门可罗雀，基本看不到有农民来借阅图书。

吉林长春某村委会主任告诉记者，东北地区的农民大多喜欢秧歌队、广场舞这些活动，但在农村开展文化生活离不开钱，买扇子、音响、服装都需要钱。“尽管不算很多，但这笔钱从哪儿出？我们村有文化大院，但因没有经费，开展得很不理想。”当地一位村民说，农闲时节农民在家无非就是看看电视，也没什么娱乐。“大家聚在一起打个牌、耍个钱，至少还能热闹热闹。”

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治安管理支队长王向华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等受访专家认为，当前一些地区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农民缺乏应有的文体娱乐设施。相当多的农民在物质富裕和文化缺失的“剪刀差”下，精神养分更显贫乏，只好靠赌博消磨时间。根治这一问题，亟待补上农村精神文化建设这块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