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离开卷烟厂，月工资应该是现在的三四倍，生活就会不同吧。那时我跟呼格吉勒图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从卷烟厂转正，如果没那事，我们肯定是第一批转正的。

新京报：会觉得生活中的不顺心多多少少都跟这案子有关？

闫峰：多多少少吧。人可能都这样，会想很多如果。如果当年没经过那里，如果当年不去报案，人生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案子，呼格吉勒图也好，我也好，都会遇到生活里的烦恼，也可能没那么成功，但好歹他是活着的。

新京报：性格呢？

闫峰：我本来就很内向，不太爱跟人打交道。这案子之后就更不愿意了，我变得很胆小、怕事。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18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换过很多工作，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遇到事就躲，再也不会往上冲了。

再有就是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让我彻底怕了。我见他最后一面他蹲在地上被铐在暖气片上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也清楚地记得，警察审我时我亲眼看见自己两条腿都在哆嗦。那种恐惧一直伴随到现在，不想跟警察有任何接触。

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

新京报：会因为呼格吉勒图的案子特别关注一些冤假错案吗？

闫峰：河南那个赵作海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跟呼格吉勒图一样，也是屈打成招，受了很多罪。但是好歹他的命还在，命还在，他就是幸运的。

新京报：关注那些案子会有哪些想法？

闫峰：没有特别的，就是看看，真正身处其中，你就知道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呼格吉勒图的案子要等那么多年。还会想一个人还有与他相关的很多人的命运就能那么轻易被改写。

新京报：对你来说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无形的？

闫峰：是。我的痛苦肯定远不及他的家人，但卷了进来，这十几年的生活莫名其妙就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我现在还在看当年看的一些电影，生活在以前的圈子里，因为这样可能从心理上来说觉得比较安全。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玻璃厂，每天进车间头顶上就悬着好大一块玻璃，玻璃这东西，只要有点裂纹就会碎掉，我就每天战战兢兢的，后来就不干了，其实真的发生了吗？没有，但那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

新京报：心里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或者一些人，生活被毁了而去怨恨吗？

闫峰：我早记不得当时那些警察的脸了，我当时甚至不敢看他们。我也不知道，在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里，究竟哪些人昧了良心撒了谎，最后造成了这一切。说白了就是去怨恨，我也不知道去怨恨谁。话说回来，恨有什么用呢。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内蒙古呼和浩特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