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三个与《亲爱的》关系密切的人。
记者邓飞曾陪伴和帮助电影主人公田文军的原型彭高峰寻找孩子。他说：“我硬下心肠告诉你，我不同情所谓'养父母'，没有买，就没有拐卖。”心理学家李雪漫在看完电影后说：“如果孩子对'养父母'有较深感情，强行分离同样是对孩子的伤害，应允许养父母进行适度探望。”《亲爱的》编剧张冀说：“孩子已经把'养母'当成母亲，被救后形同'二次拐卖'。电影最后我设置了开放式结局，因为真相是复杂的。”
“必须呼吁'买拐同罪'”
《亲爱的》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2008年，在深圳开电话超市的彭高峰因为儿子彭文乐被拐走，踏上了漫漫寻子路。2010年9月27日21点，记者邓飞在微博上贴出彭文乐照片，并写道：“互联网能再次创造奇迹吗？请帮助彭高峰找到他的儿子彭文乐。”这条微博到2011年春节已经被转发了6000多次。2011年2月，一名看过微博的大学生在回乡时，偶尔发现一个酷似彭文乐的孩子，连忙打电话给彭高峰。当月25日，彭高峰找到了儿子。
邓飞在陪彭高峰去救孩子时，看到孩子的“养母”一直在哭。“我当时心里也很难受。但理性告诉我，不能同情她。一个孩子被拐卖，打碎的是很多人的命运和幸福，至少直接让3个家庭痛不欲生--夫妻的小家、双方父母的家庭。任何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邓飞说。
作为“网络打拐”第一人，邓飞认为，现在打拐的最大困难在于，社会对买孩子的人宽容甚至同情。“舆论会认为没有孩子也很可怜；法律不能对买孩子的人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侦办案件时，无法对买孩子的人予以处罚。”邓飞说，“我们必须呼吁、推动'买拐同罪'。只有消除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的罪恶。我呼吁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亲爱的》中，一个孩子获得解救后被送到了福利院，十分思念“养母”李红琴。李红琴也希望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对此，邓飞坚决地说：“不能把孩子交给'养母'，否则就是纵容更多人去买孩子。虽然这对孩子比较残酷，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孩子的亲情，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只能硬下心肠，斩断买主的手。”
邓飞的设想，是“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买了孩子，在国家规定期限内交出孩子，就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如果拒不交出，或继续买卖，一经查出，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被拐孩子离开“养父母”面临二次伤害
彭高峰曾帮助一个家长找到女儿，小姑娘丢的时候不到3岁，被找到后已经7岁，一直不肯认亲生父母，哭着要回“老家”。就如同电影里演的，孩子对警察说：“他们(亲生父母)是坏人，你们把他们抓起来。”彭文乐在回到父母身边后，也不止一次地说想念“养母”，还说自己要赶紧长大，攒钱给“养母”用。
青少年心理学家李春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孩子的认知能力要到6岁后才逐渐发展成型，对人和事能有清晰的记忆和定位。3岁之前的记忆更多是一种感觉和氛围。电影中孩子被拐的时间恰好是3岁，所以更多认“养母”为母亲，甚至不愿与亲生父母相认。
李春漫说，找到孩子并非结束，而是开始——需要对孩子进行两方面的心理治疗。一是被拐卖时造成的心理创伤；二是被找回时与“养父母”分离的创伤。“这不仅需要亲生父母的配合，如果条件允许，也需要‘养父母’的配合和支持”。
李春漫说：“从法律角度，孩子是否能与‘养父母’接触，须由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决定。从心理和情感角度，强行分离，同样是对孩子的伤害，应允许‘养父母’进行适度探望。给孩子一个过渡期，使孩子在心理上逐渐由与‘养父母’的依恋关系，过渡到与亲生父母的依恋关系。”
李春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孩子被拐后，父母的反应会经历3个阶段：应激期(几小时到几天)，可能是强烈焦虑，也可能是麻木的；痛苦期(几周到半年)，这是最痛苦的阶段，悲伤、愤怒、焦虑、失望、思念……各种情绪交杂；恢复期，此前的情绪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接受现实。李春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就卡在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幸好他找到了孩子，否则可能面临全面崩溃。”
在以往的新闻报道或者文艺作品中，一般只关注丢失孩子父母的痛苦，而《亲爱的》把所谓“养父母”的痛苦也摆到了明处。李红琴在电影后半部分的催泪效果，一点也不亚于前半部分的田文军。
李春漫认为，电影对“养母”形象的刻画，不再把她简单地定义为“违法者”，而看到了背后的人性。“对于亲生父母而言，失去亲生骨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其他人无法体会。而就‘养父母’家庭而言，失去孩子同样痛苦，而且痛苦未必比前者小。这取决于这些特殊的父母对孩子倾注的情感与相处的时间。”李春漫说。
每个人的自省将推动问题的解决
有观众认为，电影至始至终没有直接出现人贩子的形象，是作者放弃了“道德立场”。为此，编剧张冀解释：“其实《亲爱的》的道德立场在开篇就已经摆明。人贩子给孩子亲人带来的毁灭性痛苦，在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明确。但这部电影不想只满足于简单的二元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