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画传》封面。 人民出版社 供图
9月24日晚，在谷牧家的客厅，刘会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摄
9月28日，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改革开放头十年，谷牧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直接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建设，被媒体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操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立之初，质疑声音随之而来，将特区与清末的上海租界相提并论，谷牧做好了让人“火烧赵家楼”的准备，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
谷牧虽长期分管对外开放，但不允许子女在他管辖的领域内工作，不允许子女到特区经商。近日，谷牧次子刘会远撰写的《谷牧画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9月24日，刘会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谷牧对改革的态度以及严格的家风。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谷牧(针对办特区的“不同声音”，谷牧的态度是坚持把这件事向前推进)
父亲从小读师范学校，师范里的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所以他骨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平民意识。对我们这些子女，他的态度是你们要靠自己。--刘会远
【关于改革】
“办特区出问题，只算我一个人的账”
新京报：谷牧曾于1978年5月至6月率团考察西欧，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到：“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傅高义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刘会远：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应该来源于傅高义旁观者清的海外视角。出国考察前，邓小平和我父亲交待，说要到国外认真地看。跟随考察的李灏(曾担任谷牧秘书)告诉我，他问过使馆的工作人员，说西方战后发展那么快，你们为什么不向国内如实反映？使馆工作人员说，我们哪敢啊。当时还是那种形势，但是我父亲是带队的，他就拍板了，一定要向国内如实反映。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出访西欧5国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积极支持谷牧。聂荣臻是最激动的一个，他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的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能光议论了。
新京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有一个场景，邓小平、习仲勋及谷牧在中南海散步，讨论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谷牧曾说，当时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主要有哪些不同意见？
刘会远：当时高层对改革开放没有经验，有些问题之前也没料到。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走私贩私开始泛滥，中央感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治理才行，谷牧受命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并任组长。
走私贩私的严重泛滥多发生在开放地区，有些人就对改革开放画问号了，特别是对举办特区这件事摇头。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给外国资本家搞资本主义的“飞地”，有的说是除了五星红旗外，全都变了。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有的老干部痛心疾首，说“本币受挤，这还得了”。
新京报：这些不同的声音有没有影响到推进改革开放？
刘会远：我父亲的态度是，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件事向前推进。
国家进出口委被并入外贸部后，对特区的领导工作有些被削弱。1982年，谷牧选了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来处理有关特区的事务。他原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因为有的领导不赞成，认为名义大，后来称特区工作组，编入国务院办公厅序列。物色小组人选时，他们当中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翻船？我父亲和他们说：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人把他当成是“卖国贼”嘛。
新京报：邓小平、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这批改革者身上，有哪些共通的精神气质？
刘会远：他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所以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改革开放。我父亲和任仲夷的气质比较一致，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味道更浓。
【关于家教】
不许子女享特权，不许子女到特区经商
新京报：谷牧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分管对外开放，这对你的事业发展有没有直接帮助？
刘会远：我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允许子女在他管辖的领域内工作，不允许子女到特区经商。我三弟曾经在部队，部队当年也搞副业，在深圳经营项目，让他做生产经营办公室主任。有一次，他离开北京两三个月，回家时父亲问他去哪儿了，他穿着军装先给我父亲敬了个礼，不敢说去了深圳，就说下边防了，深圳也算是边防嘛。我后来到深圳大学工作，不算经商，父亲就不管了。
我当年在山西下乡，接受再教育两年才能参加招工或征兵，上面哪个部队来征兵我跟着哪个部队走，不是父亲的老部队，也没有人关照我，在部队也没提干，复员后又做普通工人。就算有条件，他也不会让别人特殊关照我。
新京报：谷牧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小的时候生活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便利？
刘会远：父亲不许家人享受特权。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当时是困难时期，我妈妈全身浮肿，照顾不了我们了，医生让她停止工作、家务，去住院。
当时家里住在百万庄申区，为了能住校，我从展览路一小转学到八一学校。我们到了八一学校后填登记表，周围的同学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我回来问我爸爸，我说按您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那个时候一般人没有公务员这种概念的，我到了学校说我父亲是公务员，同学们笑，因为同学们的概念里公务员就是勤务兵，帮他们家打扫卫生的。
我上学没有专车接送，都是我领着弟弟坐公交车。从八一学校到紫竹院公园有一段砂石路，我们走这一段，能省下坐公交车的钱。当时买钓鱼钩、拉力器、哑铃，都是用节约的路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