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行凶者家属登报道歉(左图)。

今年2月，浙江绍兴第二医院发生“医生被迫下跪”事件后，医务人员集体抗议。

段建华 男，40岁，绍兴市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今年2月9日下午，主治的一名患者意外死亡，段建华遭到死者家属徐惠等人暴力殴打。他被拖拽至大厅的死者尸体旁，被摁住强行下跪，达十多分钟。

事后，绍兴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调解书。调解书中，绍兴第二医院认为，诊疗过程是规范的，不存在明显过错。

6月初，段建华委托律师对徐惠等人以侮辱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后，徐惠等4名家属登报向医生道歉，并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

9月12日，绍兴市当地报纸上，徐惠等人刊登了共155字的《道歉书》。

　■ 对话动机

半年里，在失眠和抑郁中，他的头发掉了一大半。

十多分钟的被迫下跪，几乎摧毁了医生段建华。

遇辱前，他是全院最年轻的“正高”级医师。段建华说，那时他自信满满，对医学事业怀抱热忱。

猝不及防的暴力事件，改变了段建华的价值观，他变得自闭，活在“愤怒、焦虑、自卑和担忧”之中。他开始怀疑曾经的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并意识到自己遭遇的，可能正是医生行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我害怕哪一天直接被人捅死了”。

为了正名，他委托律师打官司，要的只是“一声道歉”。

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段建华。在抑郁症的边缘徘徊半年后，他有了一些体悟，“我还有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站起来。”“医学事业没有错，有问题的是其他东西。”

事发现场。

　“还我一个清白”

新京报：出事之后，你一直在休养？

段建华：我因伤住了十几天院，出院后在家静养了一段时间。4月份到省里参加出国培训，6月份就去英国参加培训了，现在刚回来。

新京报：什么时候提起诉讼的？

段建华：6月初，当时我孤立无援，因为公诉是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起诉的，但对我个人的损害没有提，我觉得我得站起来提要求。

新京报：诉求是什么？

段建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给我道歉，你得承认不是我错了，是你错了，要还我一个清白，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觉得病人死了是我段医生做错了。

新京报：报纸上刊登家属的公开道歉，是你诉讼的结果吗？

段建华：6月份我委托律师之后就出国了，这个道歉是法院调解的结果，他们(患者家属)登报公开道歉，接下来可能会签调解协议和其他的赔偿。

新京报：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会原谅他们吗？

段建华：现在谈原谅没有意义。道歉是有时机的，大半年过去了，伤害、屈辱我都经受了，现在道歉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出事之后我们没有私下接触过，他们也没有私下给我道过歉。

事发现场

　没有晴天的半年

新京报：从受辱到看见道歉信，经过了7个多月，这期间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段建华：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失眠、焦虑、封闭，每天坐立不安。回来上班后，好多人都说不认识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头发基本上快掉光了。

新京报：都会想些什么？

段建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吧，一下子觉得很愤怒，有时觉得这社会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受到伤害，经常有想死的念头。

新京报：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段建华：这大半年来，我看绍兴的天每一天都是阴天，印象里就没有晴天过，没有开朗的时候，整晚做噩梦，就是走在抑郁症的边缘。

新京报：现在好点了吗？

段建华：在逐步恢复中，很难一下子恢复到以前那种自信，基本上都属于抑制的状态，精神很难集中，会突然觉得心慌，在给病人看病时，那天的画面又会一闪而过。

新京报：精神上受到伤害确实很难恢复。有尝试过一些自主康复或治疗吗？

段建华：最严重的影响是，我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改变了，虽然知道是不好的改变，但也没办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我自己是医生，清楚这些药物都没用的。

事发现场

　避开风险？迎接挑战？

新京报：这半年来，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