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谢灵才辗转了解到，在就任副院长之前，学校曾经就他的抄袭问题开过一个检讨会，但在谢灵眼里，这更像是升迁前的走过场。

“学校已在几年前经调查后得出了严谨结论，按照纪律我本人不便转述。”在南方周末记者的询问下，陈汉文曾发来短信，之后再也没有接听电话。

老师和自己的心血都白费了之后，谢灵感到了巨大的愤怒，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她，形容自己“性格刚烈”，后来，在陈汉文的就任仪式上，她做了一件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扇了主持会议的副校长吴世农一巴掌。

这是“斗争”的第一回合，也是谢灵成为学校名人的开始。

扇巴掌的民间纪委书记

出名之后，许多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纷纷从校内寄到了她的邮箱，所有人都盼着她出头。

2008年初，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召开了全院大会，正式任命新的副院长。从公示期间谢灵就一直举报，但毫无效果，备尝冷眼。她反而越挫越勇，当系里试图将她讲授的唯一一门专业课合并到其他课程中去，“这把我惹火了，硬要搞下去”。

她本来已经联络好了记者，但新来的院长是同门师兄，三番两次请求她不要闹大，她碍于师门情面，束手束脚。

全员大会那天，谢灵越想越气，还是决定要闹一下。为了以示抗议，她拿了一个挠痒痒的筢子和一瓶装了清水的灭害灵，坐在了会场的第一排。拿筢子是讽刺将别人的文章“筢来筢去”，灭害灵则寓意“消灭一切害人虫”。

但意外的是，陈汉文并没有出现在会场，“来的是吴世农，他在台上说，对这届的领导班子很满意，我就很气愤。将筢子狠狠地在桌子上敲了几下。”

会议结束，谢灵拦住了吴世农。副校长和她算是硕士的同门师兄妹。但师兄却做了一件让她无法容忍的事，去了她丈夫所在的生命科学学院，找院长谈话。担心家人被牵连，谢灵的怒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你这种货色”，副校长的话像一根针一样。

“当时我就一巴掌过去了。”一声脆响，副校长明显愣住了，等到想反击，许多人便拉了上来。

同为管理学院老师的刘明（化名）见证了这一幕。散会后，他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回过头来，就看见许多人扯着激动不已的副校长。

“她居然把管人事的副校长打了。”即使现在，刘明还是觉得不敢想象。之后一两个月，碰到外院系的老师，对方总会低声问他，“听说你们院有一个叫谢灵的老师扇了副校长一巴掌？”

当时有两个传言，一个是没有打，另一个是想打但没打到，谢灵总是很诚实地说，打了，真打了。她出名了，学校的面子挂不住，她被处行政记大过处分。

让她没想到的是，出名之后，许多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纷纷从校内寄到了她的邮箱，所有人都盼着她出头。

“他们可能觉得得罪一次和得罪两次是一样的。”谢灵说，其实她也这么想。

盛名之下，她开始给校领导写信，转述老师们反映的情况。信越写越多，领导不理睬，她也有了新的应对办法，将自己的信群发给她认识的所有厦大老师，邮箱限定一次只能群发一百封，她就发一百封。

但她也发现，虽然许多人撺掇自己发邮件，但收到群发邮件后，真正愿意回复和自己探讨一下的，并没有几个。

慢慢地，谢灵有了一个外号，没有领导的时候，同事们会叫她“谢书记”-民间纪委书记。

2011年，一封匿名邮件发到了谢灵的邮箱。当时，管理学院正在进行职称评定，其中一个副教授提交的论文，九篇中有六篇是会议文章，不符合规定，但偏偏最后就是这个老师评上了。公示期间，谢灵进行了举报，同样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信心满满的刘明也是参加这次评定的教授，最终被否决，“甚至没人和我说是为什么”。当时只通知他，有一个领导投了反对票，他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谢灵曾让我也给校领导写信，但想想算了，没什么用的。”刘明说，她举报了不也没用吗？

铁骨铮铮混不了社会

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

但谢灵不这么想。

“我想让校领导知道，还有人对他不阿谀不奉承，就是为了公道。”

2012年，谢灵就厦大聘任制度存在的问题给校长朱崇实寄了一封信，但就是没有回应。

“我在信里，不用'您'，只用'你'，因为校长本身不尊重我。”

这封信源于两年前的续聘考核。当时，管理学院有三位老师因为科研成果不达标，被解除了聘任合同。其中两位都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工龄，剩下一位是刚刚生产的产妇。除了后者等到哺乳期结束外，其他两人，在短短三个月内，都被学校除名。

这两个人，后来一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一个接到通知后嚎啕大哭，四年了，也没有再工作。

谢灵说自己很反感这种对老师弃之如敝履的行为，“就算你觉得没用，也可以人性化一点啊”。

曲江（化名）就是那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师。后来，他将厦大告上法庭，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工龄超过二十五年的职工，在竞争上岗中没有被聘用，不得被解除与单位的人事关系。厦大败诉，但之后，学校拒绝支付诉讼期间理应发给老师的津贴。

“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老师没有尊严可言。”不敢得罪领导，因为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后者手中，而和领导搞好关系，则好处多多。谢灵称，一些老师见到领导，就要变得弱智许多；女老师见到领导，则一下子变成少女，撒娇取巧。

这也就是为何许多老师都对当官趋之若鹜，有人曾告诉她，学校里一个处级岗位，就有四十多个教授激烈争夺。

而她自己，则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别人眼里，我是很失败的。”但她称自己不觉得，尽管会流露愤懑的情绪，“如果我要赚钱，校外的机会很多，我也不想评正教授”。

在长期的“斗争”中，谢灵也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留给学生。

在管理学院的课堂上，有些老师会炫耀自己给大老板讲过课，一堂课多少钱。谢灵则会告诉学生们自己在学校做过的事，包括检举陈汉文，帮助曲江打官司等等。有时，这样的转换显得有些刻意。一个学生回忆说，在讲完专业课后，往往不知怎么就引述到憎恶特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