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登明则更愿意从他每天经手的传销案中分析原因。

“上面经常强调，各部门要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齐抓都不管，群防都治不了。”姚登明称，打传由多部门共管，但事实上各部门沟通协调存在障碍。按规定，传销活动中，构成犯罪前归工商部门管，构成犯罪后才由公安部门打击，“两个部门的无缝衔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时候形成这样的态势：没犯罪前没人管，客观上造成了把传销组织养肥了才打，而不是在未造成更大危害时就打掉他们。”

姚登明透露，一些掣肘事件也让打传者心寒，一次警方抓了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的嫌疑人，按犯罪情节至少应判3年，这个人四处托人活动，最后竟被放了出来，“有时感觉腹背受敌。”

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也经常困扰这些实操者。

姚登明说，传销的变种不断出现后，他越来越觉得现在对于传销这块的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往往是出现了某种新传销形式，立法系统经过一系列调查，调查了两三年，法条出来之后，已不适宜现在的形势。”

立法速度与传销者改头换面速度形成对比。姚登明说，这些年，因为传销形式不断变异，每一次针对传销案件的开庭，一些传销者都会旁听，“他们会去了解究竟是为什么被法院认定犯罪，想去规避。”

人手不足是困扰打传的又一难题。姚登明称，以广西为例，打传以前属经侦管，但传销罪只是经侦负责的89种罪名其中之一，有限的警力还须负责其他经济案件。

打传支队成立后，队员可专门去办打击传销的事，“但我们人手太少了，支队总共五个人。”姚登明称，打传需要专业知识，需花时间去研究，否则无法办案。为此，他们多次要人，去年来了两个，培养了很久，本想今年就能够上手用了，不料一人调任其他部门，另一人干脆放弃公务员去了国企，“都知道在广西打传是个苦差事，没人愿意来。”

“过年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传销人员都回家了，一下子没了举报，但等过完年，举报投诉一下子又铺天盖地。”姚登明称，他每天都要接到3个左右的举报电话，疲累不堪。

在姚登明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除了让更多人知道传销给参与者带来的恶劣后果外，也应让犯罪成本增高，“为什么台湾、澳门没人传销？台湾把介绍传销入罪，我叫你来搞传销，这就要追究责任，还有谁敢做？台湾将传销罪叫做吸金诈欺罪，这个罪名里，谁只要从不特定人群中骗到一分钱，都叫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