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没跟我这么说过。”听完记者转述，孙梦乐了，“我每次给她买，她都说不好，怕花钱。”

在这些排队的父母口中，孩子都是“懂事的”。来自东北的董阿姨说，一天晚上她回家，发现儿子已经把饭做好了，还喂到她嘴里，说了句：“妈妈，谢谢你。”

“北方男孩子一般不怎么说这些，我看他没咋说，眼泪就在眼圈里，没流下来。”董阿姨也哽咽了。

这些年来，燕郊的楼越盖越多，孙梦家对面新建起来的小区，马上就要交钥匙，上万人即将入住。这几天，连燕郊的黑车司机都在说，到时排队得多壮观，更上不去车了。

这里已经是个体型超大的小镇了，房地产广告牌刷上的最新口号是“低密度”。王立柱送孙子去幼儿园，发现一个班里有接近100个学生，老师都得用大喇叭上课。

为解决814路公交车的排队困境，老梁曾在网上给北京市长信箱写过信。为了让数据有说服力，他拿着工具尺，站在车站旁边量过：早高峰时一块地砖上最多能站两三个人，排队长龙在200-250米之间，乘客等候30-40分钟才能乘上车。

“我经常为女儿上班排队，深知在京城上班的燕郊人的苦楚……敬请北京市领导理解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没想到，这封信真的起到了效果。没过多久，814路在早高峰期间缩短了发车间隔，增加了车次。老梁说，现在每个人排队的时间可以减少一半。最近，他又骑着自行车去燕郊火车站附近转悠，挺希望能开一班通往北京的通勤列车。

“这些'跑班'的孩子，他们比我们还苦呢，我们那个时候身体累点，没有那么多压力，现在这些孩子的压力真是太多太多了。这是我自己孩子，那些也是孩子辈的人，哎呀我真替他们……”他没说下去。

张红英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的，就是继续留在车站维持秩序。她看见一辆车进站，就能知道这是多少座的，是大车还是小车，能装多少人。有一次下雨，她和几个母亲撑着伞站在车门口，给这些年轻人遮雨。第二天，年轻人买了豆浆、油条和包子，放在她的自行车车筐里。

“也有觉得特累的时候，但为了姑娘就不累，为姑娘干什么就觉得，呀，特别有心劲，心情挺好。”张红英说。她最着急的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你看，在这大城市打拼多不容易，连自己的个人问题都没时间解决。”聊天时没说几句，她就扯到这个话题上。    

“您想给女儿找个什么样的？”记者问。

“在北京有房的。”她首先提了这么一个要求，“这样就不用排队了。”

早上7点左右，孙梦在车站前和母亲会合。她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不过两分多钟的时间，原本空荡荡的车厢就塞满了人。隔着玻璃，孙梦可以听到母亲在下面喊着“不要挤啊”。有时，个头儿不高的母亲会被后面包抄过来的插队者挤到人群中间。

车门“呲”地一声关上。张红英抬起头，发根露出一圈新生的白色，看起来很刺眼。814路出站了，车窗外，张红英冲女儿微微笑着。孙梦说，这是她最难受的时刻。

“她越笑，我越难受……”泪水漫上来，孙梦说不下去了。

但是，没有时间伤感。一天的征途刚刚开始，814路将向西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北京。孙梦应该抓紧休息一会儿，终点站所在的那座巨大的城市里，还有一大堆公司报表等着她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孙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