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官本位，出现很多非学术因素，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教授也达不到公平。有些教授有钱有势，拉到几个项目就挥金如土；有些教授在孤独清贫的状态下挣扎。

新京报：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体制里，所以感受更深？

章开沅：这体制很可怕，也很奇怪，过去学校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完全是了。高一点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就是航母舰队。

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但那也是少数人的享福，青年教职工被压榨，用各种东西来管制他们，逼他们出成果。

这就是体制，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围墙”。

新京报：可你自身很顺利，没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想打破围墙？

章开沅：你问我为什么要突破围墙，人生活在这里，如果不瞎不聋、还有点意识、有点良知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这围墙很厚，它跟过去不同。过去是靠政治大棒来管制我们。现在是用钱管住，钱很可爱，很多人喜欢。你只要顺着这个围墙，一步步攀升，确实能得到很多好处。

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新京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既得利益者，你为何很坦诚？

章开沅：其实大家关注，就表明我看到的这个围墙大家也看到了，我想推倒别人也想推倒。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来，但首先这个墙要拆掉，这才能成为正规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高等教育。

“做与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会期待自己主动站出来后，这座“围墙”会出现松动的迹象吗？

章开沅：有些事改变更难。但这次我觉得我请辞多少会起到促进作用，不指望很大，因为拆围墙太困难了，只能一点一点来拆，但松动一些，就能让更好的局面出来。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很多人会归因于制度，你觉得制度改变之外，需要个体的努力吗？

章开沅：自然不能光依赖上边来改变，我对学校的态度就很赞赏，现在这个改革，不要光改别人不改自己，我把自己当做改革的对象。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院士制度改革有哪些期待？希望能达到怎样一种目的？

章开沅：我有期待，这个就跟反腐一样，有个过程。做了未必成功，但做跟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