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他本想成为曼海姆剧院的常驻作家,但合同却未获延长,自费出版所欠的债务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认可与崇敬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家境富裕的科尔纳不仅为席勒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持,还懂得倾听、理解、欣赏席勒的每一个念头,在思想上与他产生强烈共鸣。在这里,席勒再度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他用一首《欢乐颂》为这段友谊立下了丰碑。日后,贝多芬将会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而它也将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传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帮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这部历史剧取材于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赢得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但却预示着日后历史的发展。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席勒本人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一段时间之后,席勒逐渐意识到,相比起政体更迭,民众的教育与启蒙才是革命最核心的任务。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淳真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深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