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山村教育，依然存在至关重要的匮乏——老师。

侯长亮所在的教学点，有4个年级，65个学生，但只有4个老师，2个代课老师，和他们夫妻2个支教老师。

“这里太缺老师了”，侯长亮说，如果缺少的是物资，在网上发个消息，很快就会有人捐助，但因为缺老师在网上求助，很少有人愿意来。

没有老师，再多的物资也用处不大，侯长亮告诉记者，有些山村学校因为缺老师，捐助的电脑都生锈了，体育器材也只能让孩子们自己玩，没人教他们怎么用，还有大量的课外书成了摆设，上面落满了灰尘。

“山村里最需要的，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的那个人。”侯长亮说，但这恰恰是最难的，很多支教老师都难以坚持。支教老师只有少量的生活补贴，大部分人短时间支教后就会离开，一位曾经支教的老师告诉侯长亮，如果能解决经济收入的问题，他愿意一直待在山里。

但这同样不容易，侯长亮目前每个月只有800元的生活补贴，他和妻子两个人1600元，尽管山里消费不多，但也总是捉襟见肘。

侯长亮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单身的时候无所谓，结婚后，要考虑的事情多了。”侯长亮告诉记者，他和爱人还会继续关注公益，但未来是否还继续支教，他不能确定。

山村教育的错位

2022年元旦刚过，学期即将结束，有爱心人士想要给侯长亮所在的学校捐助。侯长亮告诉记者，校长和对方商量后，最终确定了给本学期的优秀学生，每人发一头小猪仔。这是实用且有意义的奖品，对孩子，对孩子的家庭，都有帮助。

“山里人都养猪、养牛，一头小猪仔，可以实实在在地给他们的家里带来收入，而且还能激励孩子们。”他说，“在山里，这比许多奖品都好。”

优秀学生家里领到了一头小猪仔。受访者供图

侯长亮觉得，给优秀学生发小猪仔，或许不是创举，但引发的思考，绝不简单。不论是公益捐助，还是乡村教育本身，是不应该脱离乡村生活的。

可惜的是，大多数时候，乡村教育和乡村，都是脱节的。

大约100年前，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

支教10年，侯长亮觉得，这样的现象依旧存在，不论是公益组织，还是捐助者，抑或是老师、家长，都在告诉孩子们，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

甚至给孩子们的教材，也和乡村离得很远。

有一回，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着课本问侯长亮，“书里说的河滨公园是什么？游乐园是什么？电影院是什么？”

有人喜欢捐“学生作文”的书给偏远山村，侯长亮不太愿意孩子们看这样的书，因为书里的作文，多是城市的孩子写的，缺乏乡土元素。

大山里的孩子们，身边更多的，是新鲜的竹笋、盛开的野花、悠远的白云、苍茫的大山……但这些，教科书里没有。

教育离山村越远，离城市越近，受教育的孩子就会越来越爱城市，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也不会回到大山里，下一代依然如此。山村的教育，也就依然缺老师。

“山村要留住老师，留住好老师，先要让山村里的孩子们，真的爱这里。”他说。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