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和职业化选拔

《纲要》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官的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选拔，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确保案件审判质效。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对专业化要求向来较高。”詹映认为，《纲要》一方面对知识产权法官的培养和选拔提出了要求，因为加强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是知识产权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重要保障。

詹映继续表示，另一方面，《纲要》也对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做出了部署。知识产权技术调查官制度是我国借鉴域外知识产权审判经验，最早于2014年底在北上广三地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时开始引入的。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适用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法院由知识产权法院扩大至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明确人民法院审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

“进一步加强技术调查官队伍建设，将有效提升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推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更加客观、公正、高效。”詹映说。

推进跨区域远程诉讼平台建设

《纲要》提出，积极推进跨区域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建设。统一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完善裁判规则。

“跨区域管辖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裁判水平、统一裁判尺度具有重要意义。”詹映表示，推进跨区域知识产权远程诉讼平台建设，提供全方位、一站式诉讼服务，可以有效提升知识产权维权效率，降低维权成本，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詹映介绍，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类案不同判”曾经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一大难题，近年来通过设立最高法知产法庭，建立我国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审理机制，以及推进跨区域知识产权远程诉讼、智慧法院建设等举措，这一问题已大为改善，“落实《纲要》的相关要求，将有助于进一步统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同时，《纲要》提出，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完善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工作制度。修改完善知识产权相关司法解释，配套制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加强知识产权案件检察监督机制建设，加强量刑建议指导和抗诉指导。詹映认为，该措施是落实“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的要求，体现了《纲要》中“法治保障，严格保护”的工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