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千说，虽然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非事先安排好的，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是党中央行军大方向决策正确。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张国焘南下分裂的企图和危害，9月9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12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明确放弃“川陕甘计划”，决定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创建革命根据地。二是陕甘苏区革命环境基础好。9月20日，陕甘支队抵达甘肃哈达铺，从几份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有苏区的消息后，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地”。马广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途中机动灵活的方向性决策与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陕甘根据地较好的革命基础，这两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时代际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堪称“水到渠成”。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源地”

走进延安市子长市，车水马龙的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很少有人知道，早在8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诞生过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市”——瓦窑堡市。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当毛泽东在瓦窑堡作出这一预判时，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新局面”已然在这个深藏于陕北大山褶皱里的小镇上策动了。1935年冬，带着直罗镇战役大捷的征尘，著名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秀延河畔的田家院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张浩等13人与会。据党史记载，瓦窑堡会议从12月17日开到25日，九天时间里，会议结合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最新精神和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重大决策，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旧址纪念馆馆长徐宏伟说：“会议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会议精神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做了更为深入透彻的阐述。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