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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峥嵘岁月)

人民日报 2021-02-02 11: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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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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