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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配合一个Trump这样的右翼民粹的共和党政府，将对中国非常不利。大家可以想像各种各样的案例情景：例如美国制裁中国公司（Tiktok、腾讯），限制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权利（例如剥夺签证）等，在重要诉讼上都可能迎合右翼政府，导向狭隘的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成为右翼民粹势力将国内矛盾转嫁、外化至中国的辅助力量。

这样一个保守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构成，实际上是对美国不好，对中国也不好，对历史的进程都可能发生影响。

那么美国有没有纠错机制呢？在“法律神权化”，体制高度固化的美国是非常困难的。法官一上台就是终身任命制，会影响国家格局几十年。留给民主党的手段有限，要么就是自己在台上的时候替换保守派的法官。

但我们一看年龄构成，发现民主党没有什么胜算。

共和党的五个法官（Roberts、Thomas、Alito、Gorsuch、Kavanaugh）的平均年龄是63岁；

民主党的三个法官（Breyer、Sotomayor、Kagan）平均年龄是69岁。

如果我们把经常摇摆的Roberts转化为民主党法官，那么共和党法官的平均年龄是62.5岁，民主党是68岁。

克林顿提名的民主党法官Stephen Breyer已经82岁，是下一个最有可能退休/离任法官。

所以，如果Trump成功提名一个年轻的保守派法官，肯定会影响美国数十年。

这时，民主党的“办法”变成了扩大法官基数，例如把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一下变成11个、13个或15个，摊薄共和党法官的人数。

这是民主党经常提及的法宝。但这需要民主党掌握足够的政治资源和权力（总统和国会两院）才行。

美国的体制是固化、固态的，这种对最高法院大动干戈的措施很难在美国形成广泛支持，很难有实操性。

所以，美国体制的自我调节机制是非常有限的。最终，民主党只能祈祷法官个人出现变化，再造一两个像John Roberts这样的人，因为“良心发现”而转向自由派。而这恰恰就是保守派要预防的，再任命法官，一定要找立场坚定的保守派，不能允许出现意志不坚定者的倒戈行为。

笔者这两篇文章，是尝试客观地分析美国的法律和政治。所谓的权力分立、制衡、民主、法治、自我调节机制，解开神秘的光环面纱，还原其本质，不过如上所说。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制度和传统，首先不要塑造灯塔，还是要拿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态度，客观分析，还原其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