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希望能够在锦州派驻一名能够在乱局中代替自己主政东北的大员，以稳定军心，争取扭转局势，但这一重任，究竟应该交由谁来负责呢？表面上人才济济的东北军中，能够留给少帅裁夺的选项其实并不多。
长期以来，奉系内部主要分为元老派、士官派和陆大派三大派系，元老派大多为追随张作霖打天下的老臣，士官派即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例如杨宇霆和姜登选，陆大派即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为首者即为郭松龄。其中士官派和陆大派相互倾轧，1925年郭松龄枪杀姜登选，举兵讨张失利后，两派均遭受很大打击。皇姑屯事变后，东北军内部转为张作霖执政末期掌权的勋旧派和张学良所扶持的少壮派两大派系，双方围绕东北易帜，收回中东路以及参加中原大战等领域展开斗争，其中勋旧派往往站在张学良的对立面，致使张学良于老虎厅枪杀杨常，表面上稳定了东北军内部的军心，但也同时埋下了日后东北军分崩离析的祸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内部薄弱的连结瞬间崩溃：
代长官荣臻，作为事变时东三省最高指挥官，他势必要对东北军的“溃败”承担一线责任，很难再次服众；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声称坚守自己一省父母官的气节，“拒绝”撤离沈阳，已经为关东军控制（三个月后臧式毅投降日军）；吉林省代理省主席爱新觉罗•熙洽，面对进攻吉林城的日军选择直接跳反，开门揖盗并顺势投降日军；远在黑龙江省的万国宾是个标准“阀二代”，万福麟安排的窦联芳和谢珂也是畏首畏尾，难堪大任；辅帅张作相，作为勋旧派的代表人物，张作相事变时正在锦州治丧，为了笼络人心，张学良恳请他出任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是实际上辅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几乎再无过问东北军政事务……
权衡再三，张学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米春霖（1882—1951）字瑞风，辽宁省葫芦岛人，早年入奉天法政学堂，从军后追随朱庆澜转战南北，护法运动后转投奉系孙烈臣帐下，颇受张作霖赏识，主要负责掌管奉系军需工作。1931年1月，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沈阳，出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
九一八事变时，米并不在沈阳，而是随张学良暂居平津，9月23日张学良在北平发出漾电，任命米春霖为辽宁省代理主席。9月24日，日军开始空袭锦州，28日，米春霖率领彭济群、邢士廉、张振鹭等人赶往锦州，分别与黄显声和荣臻汇合，组织省政府行署，并讲省政府行署设在东北交通大学校舍。据说他还在东北交通大学大门左右两侧分别镶上一个半圆，象征日本国旗，每次开门时都要“扯裂日旗”，来展示其抗日的决心。
米春霖接管东北防务后，急调原驻通辽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洮南步兵第20旅常经武部、以及驻盘山步兵第19旅孙德荃部向锦州集结，与锦州当地驻军步兵第12旅张挺枢部一同构筑大凌河防线。另外命令黄显声率领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调防锦州北部，整训迎敌。
由于这一阶段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黑龙江省，因此在辽西并未有足够的兵力部署，因此日本军希望通过投降的张学成率领的伪军来主攻辽西，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堂弟，两人素来有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随之投靠日军，自封“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号称辖有18个旅，并以日本人为顾问指挥。米春霖本着民族大义希望将其剿灭，但有碍于其亲属身份，因此派黄显声奔赴北平专门就此事请示张学良，在获得首肯后，他命令熊飞率2个公安骑兵纵队往剿，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缴获伪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物品，并且遣散所有俘获人员，不以留用。随后的三个月中，代省府一直在辽西同关东军和伪军进行军事斗争。
11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后开始加强对辽西的攻势，国民政府仍然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纷争，试图通过西方列强的支持，将锦州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但是张学良则更倾向于直接同日方进行一对一谈判，双方矛盾颇大。国民政府其实并不希望东北军撤离锦州，但张学良为日本所恐吓，担心日军从海上登陆，从而直接威胁其在华北的利益，因此最终下令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北平，临时公署也于12月下旬开始搬离锦州，1932年1月3日，东北军政官员全部撤离锦州，午后，锦州沦陷，三个月的锦州抗战宣告失利，米春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随之宣告结束。
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
米春霖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事，也未有留下更多的史料，相对于本文的其他几名主角，他的故事只能更多从侧面知晓。或许按照当代标准，米春霖的所作所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他本人并不能被归为一名“英雄人物”，但是我还是要专门花一个章节来写他，因为民族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的并非只有“英雄”，更多的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普通人”。
历史应该铭记“英雄”，但也不应该彻底忽略，遗忘这些“普通人”，米春霖恰恰就是一位代表性的“普通人”，他能力出众，不计功名，在人人自危的漩涡中受命出关，他试图力挽狂澜，却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无法逆转败局，他在锦州的所作所为往往被归结为其他人的功劳，而本人却被部分人调侃为畏缩的五大道寓公。但是在五年后的“双十二”风波中，少帅本人以及整个东北军能够再次倚杖的人，还是米春霖。
赵毅敏——传递薪火的渡舟
让我们在把视线聚焦回到9月18日夜里，沈阳北市场，福安里4号，一名面色凝重的男子在枪炮声中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他就是本文的最后一名主人公，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意识到，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依然正式开始，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场空前的浩劫。
赵毅敏（1904-2002），河南省滑县人，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辗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1930年起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此时他的化名叫做刘焜。
中共满洲省委初创于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陈为人到东北筹建满洲临时省委，开始整顿、恢复和重建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破坏的东三省党组织。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除担任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外，领导班子区域人员分别为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长詹大权以及军委书记廖如愿。
长期以来，满洲省委都密切关注着东三省复杂的局势，对于日军的野心和动向也有着足够的了解，从1931年4月开始，省委就不断向中央汇报日军可能出兵直接占领满洲的可能，并且列举了大量的力争，因此9月18日的枪声对于满洲省委的同志说来，或许并不感到突然。不过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工作者，赵毅敏也敏锐地意识到，越是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就越是有必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来发表一个振聋发聩的宣言书。但是由于时值午夜，省委的同志们分散在各处，街道上日军横冲直撞，枪炮声不绝于耳，显然是无法第一时间将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紧急会议的。另外，由于大批组织骨干都被调往哈尔滨发展工作，前任省委书记，整个东北党组织的主心骨陈潭秋（当时化名为孙杰）前日也刚刚被捕入狱，新任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抵达东北仅有半年时间，并未完全掌握复杂的情况。因此赵毅敏告诉自己，身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撰写这份宣言的重任，只能由自己来承担。
赵毅敏
在昏暗的灯光中，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喊杀声，赵毅敏在这一夜奋笔疾书，将他长期工作中积攒的腹稿，结合满腔悲愤的怒火，化为主旨鲜明铿锵有力的文字，是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即更为人所熟知的《九·一九宣言》。
经历了混乱一夜，19日一大早赵毅敏便冒着危险走上街头，赶往省委机关召开了晋级常委会议。大家讨论了日军占领沈阳后的紧急形势以及当前各种紧迫工作任务，会上部分同志也提出希望能够以省委的名义撰写发表一份宣言，这恰恰和赵毅敏前一晚的工作完全吻合，他赶忙拿出自己以及起草好的宣言草稿，并经过讨论，对时局做出了更正补充，宣言得到全体在场人员的一致通过。随后，赵毅敏立刻组织油印，9月19日当天，大批印好得《宣言》被秘密发放到省委党员们手中，之后再由地下党员巧妙地送到公共场所和群众的家中。下午，惊慌得沈阳市民在全城四处张贴的关东军颠倒黑白的布告中，惊讶地发现了署名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大为振奋，多年以后，赵毅敏仍然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广大群众同情共产党，痛恨日本侵略者，看到东北军不战而逃，非常失望。他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人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所以当时是党找群众，群众找党。有些进步青年基于找到共产党，再他们的想象中，共产党人就是身穿蓝大褂、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的人……
《宣言》本身并不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第二部分，揭露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实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第三部分，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运动”，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第四部分，十七条具体的呼吁内容，例如罢工罢课罢市、打倒外交协会、发动游击战争等等。《宣言》语言朴素易懂，说理直白简洁，同时也犀利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戳穿国民政府与日军的谎言与欺骗，以催人警醒，并且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争之中。
《九·一九宣言》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驳斥了事变的因由是“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无耻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满洲省委又发表了《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以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等等。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虽然《宣言》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也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决心，它是中共满洲省委最早站出来，和东北人民共同抗战的铁证。在《宣言》的感召下，一批批为人所熟知的有志英杰从关内奔赴东北，在各个不同的战线挥洒他们的汗水和鲜血。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全境，成立了“伪满洲国”，相比在“江桥抗战”中名声大噪的马占山，或者日后毅然加入共产党，在白公馆英勇就义的黄显声等人，本文的几位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恐怕既无法影响大局，也无法广为传播，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一些各尽其责的“小事”。但是，正是这些临危不惧，恪尽职守的人们在风雨飘摇之中坚持做完的“小事”，蕴含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力量。它们不仅向今天的我们展现了更加丰满，更加立体的历史画卷，更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做出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