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卡普托和他的团队曾试图在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中添加一些“警告”，甚至回溯性地修改疾控中心过去的报告。这些“警告”声称，疾控中心过去的报告夸大了新冠病毒的危险性，并试图强调美国人感染新冠是因为自身行为。

卡普托美国政府网站图

此外，卡普托的团队还曾试图中止疾控中心发布某些报告，其中就包括一份向医生解释该如何开羟氯喹药物的报告。卡普托的团队曾质疑报告作者的“政治倾向”，而在因此搁置近一个月后，这份报告终于在本月发布。这份报告称，这些药物（羟氯喹）的潜在益处并没有高于他们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今年6月，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都已经表示，羟氯喹对治疗新冠肺炎也没有效果。

卡普托还任命了一名叫做保罗·亚历山大（Paul Alexander）的通讯助理，在卫生部和疾控中心之间进行沟通。他在8月8日发给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和其他科学家的邮件中斥责他们试图利用这些报告“伤害总统”。

根据Politico获取的邮件内容显示，亚历山大要求雷德菲尔德修改两份已经发表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错误地”夸大了新冠疫情对儿童的风险，破坏了特朗普重开学校的努力。“在我看来，疾控中心似乎在写抨击政府的文章，他们试图报告说一旦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病毒就会扩散，影响到学校的开学......疾控中心误导了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除此以外，亚历山大还施压雷德菲尔德，要求疾控中心修改报告多年来的出版流程，以便让他在出版以前就能亲自审查报告，而非简单的概要，否则他就要求雷德菲尔德停止所有未来的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