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键：大运河与我

（通州运河；摄影：杜智广）

1985年9月，年仅16岁的我，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向往，迈入了北京物资学院的大门，从此我便与大运河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我清楚地记得入学报到通知上写着：“北京物资学院地处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文化底蕴深厚......”我的大学求学之路便从了解通州开始。

通州之名来源于“漕运通济”。金朝建立后，为了适应金朝版图南扩加强统治的需要，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由于潞水在燕京城东部的潞县，经由潞水运来的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后再运至燕京城，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运枢纽地位，遂于同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即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

通州古城的第一次大规模建设，则是明代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下令孙兴祖主持修建的。史载：“通州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裨将孙兴祖因旧址修筑。”孙兴祖修建的通州城在四个方位各有一门，门各有楼，在门楼上悬挂着名字，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

明初修建通州城后不久，尤其是燕王朱棣夺权以后，为了给迁都北平做准备工作，保证将来迁都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供给，朝廷在京城及周边建设了足够的粮仓。在通州设有西仓、中仓、东仓、南仓四大粮仓。

明英宗时期，北部边境屡受威胁，甚至连北京也屡遭兵危，而作为仓储重地的通州，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保护粮草的问题。正统十四年(1449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经过此次兵危，粮储太监李德主张修筑通州新城，保护通州粮仓。

如果说徐达下令建城是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通州城，那么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到景泰元年(1450年)，为应对战乱而仓促修建的新城则是第二次修筑通州城。

由于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通州新城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新城城墙不及旧城一半高。于是，到了正德六年(1511年)，在巡抚都御史李贡的主持下，开始了对通州城的第三次修筑。

通过三次修筑，通州城规模更加庞大。而此后的重修通惠河，更是提高了通州在漕运中的地位，使通州更加繁华。

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日渐荒废，鉴于此，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向嘉靖皇帝建议重修通惠河。疏浚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开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历时三个多月。重修后的通惠河在通州境内没有沿用元代的河道，而是利用了金代闸河故道，至通州城北汇入北运河。自此，通惠河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的东北。

通州新旧城的合二为一，则是在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总督方观承请朝廷重修通州城，拆掉旧城的西墙，将新城和旧城合二为一。

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看到了一份绘制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通州城池图。图中的通州依水而建，以北运河、减水河为主的河流围绕在古城四周，古城四周建有城墙，城内建筑带有浓重的漕运风格，众多的衙门均与漕运有关。城北有高耸入云的燃灯塔，正如清代诗人王维珍所描绘的：“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至此，明清通州城形制最终被固定下来。

从通州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明清通州城的修建和完善与保护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漕运而兴盛。过去，通州地区流传这样的民谣：“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

记忆中，到了周末，我们便会去古运河边，看看古老运河给我们留下的文化沉淀，看看古老运河两岸郁郁葱葱的参天白杨，看看古老运河上高大的桥梁和飞驰而过的火车，看看古老运河早晨冉冉升起的红日，看看夕阳西下暮归的村农，看看周边傍晚已有睡意的村落……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从此我便在古运河畔扎下了根，成家立业，应该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古运河畔的北京物资学院度过的。大运河畔，十里长堤一望无垠，堤的右边是田园风光无限，河道左岸白杨林屹立窜天。春天野花遍野，夏天绿荫遮盖，秋天银杏铺黄，冬天雪野苍茫......

作者：曹键，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会计系。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