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穿街而过的宿永公路上，车辆散出的尾气与老汉喷吐的烟雾融合在一起。路边，一只狗儿侧躺在地上打着盹，一群鸡儿用它们的脚趾刨拣着草丛里的虫子。明丽的阳光泼洒在这条公路上，也泼洒在这个集镇上。车水马龙的公路喧闹使这个北方偏远集镇显得愈加幽静。抬起头来，一座粉墙黛瓦的院落就出现在了眼前，门额上书写着“柳孜运河码头遗址”八个大字。让我们从这里走进深隧的历史长廊，去聆听大运河昔日的声音，去追溯柳孜曾经拥有的辉煌。
1999年的一个正午，安徽303省道在裁弯取直施工中，一个憨厚朴实的农家汉子一锨下去，搅动了隋唐大运河隐身地下的千年美梦，使之又以羞涩的姿态掀起了面纱的一角。
展现在眼前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由显现的河床地层可以看出，货运码头顺河道南侧而建，坐南向北，为东西长南北窄、上宽下缩的梯形立体建筑，四周界限分明，表面密布着高低不平的凹坑，砌体沿河道轴心走向而建，北壁为临水陡直的正立面。砌体中是大小、厚薄不一，形状、色度各异的石灰石，其中还杂有一定数量的汉代画像石，几块大青石上还刻有车马出行的图案。砌筑手法为整边填心式，支山错缝，顺顶相交，再以粘土填实。在砌体南侧中端，有一条向南北两端延伸的夯土斜沟。石灰浆铺筑方脚形基础，下用碎石、黏土夯筑。墙体高度随堤坡而变。据考古专家们的发现，该构筑物地基叠压在唐代文化层之上。此层中有大量废弃的木桩，多数在构筑物地基外侧。同时出土四方讹角形石望柱一根，柱脚留有铁铸基础，柱头做圆式莲花状，柱身一侧寻仗位有卯眼。他们由此推定，现存的码头是在唐代以后的宋朝所建。据史料所载，新四军在此挖战壕时曾发现石条，之后石条不断被挖出来。
当地村民走过来，并主动向我们解释：“大集体时我们挖出过很多石条，都用来盖牛屋和修塘坝了。我们早就知道下面有东西，祖上都是这么说的。”村民所说的东西是他们当作宝贝看的各类古代器皿。该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钱、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其中瓷器最多，有碗、盘、盏、盆、钵、罐、壶、瓶、坛、瓮、盒、盂、盏托、枕、瓷塑、铃等二十多种器物，制做时代涵盖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源自全国南北方寿州窑、越窑、钧窑、定窑、烈山窑二十多个著名窑口。出土陶瓷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在中国整个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编者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曾在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中见到了这些瓷器。负责人说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运河瓷”远不止柳孜遗址发掘出土的这么一点点。遗址沿线出土的“运河瓷”，保守估计也有数十万件。其中一小部分被文博单位收藏保管，其余绝大部分都流散在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大量的陶瓷器皿深埋于地上，皆因洪灾所致。黄河平均几年泛滥漫溢一次，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通济渠深受其害。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宋史》中有案可查的“汴河决溢”记载就多达15次。另外，由于贡御与漕运的时限紧迫，平时的事故率也很高。唐宋时每船可运瓷器几万件，通航七百年，洪泛百余次，大运河中沉没的陶瓷遗存，无法估算。
柳孜遗址的重大发现远不在这些瓷器上。在考古发掘中，专家们发现在石筑构体之下及其周围，压覆着8条唐代及其以前的沉船。这些沉船相互挤靠、叠压在一起。唐及其以前的沉船，如此密集地分布在柳孜遗址的探方内，定格了一幅“半天下财富，悉有此路而进”的“漕运繁忙图”，三维地记载了历史上通济渠的静止瞬间。编目为1号的沉船，船头、前舷壁板和舷顶纵桁缺损相对比较严重，而船的底板后舱和拖舵保存较好。这个尾部拖舵，是原始手握舵到北宋垂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拖舵的结构形式为中国古船考古的首次发现，验证了拖舵的使用是中国造船技术的一项发明。它作为中国航运史、也是世界航运史发展的见证，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古船研究专家称它为“淮北舵”。2号、3号船体是两艘用硕大的原木整体雕凿而成的独木舟，残损十分严重。独木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一直到唐代仍然存在的这种独木舟在淮北地区发现，真是一个奇迹。4号沉船，虽然只有残存的首部地板和右舷侧板，仍能氢气地看出木质坚实，硬度高，结构厚重完整。值得一提的还有6号沉船。它是一艘大中型运输船，船体保存有8根肋骨，船板则为坚硬的香樟木，制作工艺技术之精良，设计之合理，完全能够代表唐代造船工艺技术的水平。
这些黝黑的船只也仿佛在诉说着曾经发生的故事。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运河上货运船、客运船、渔船、渡船……一片繁忙的景象。站在遗址之上，我们仿佛听到柳孜码头上熙来攘往的喧嚣声，隋唐运河中那水流不息的波涛声，宛若看到了船只前行的帆影，纤夫拉船的身影……
当年舳舻千里、纲运繁沓的大运河，不仅承担着漕运和物资流通的运输任务，而且沟通了中原与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成为巩固和发展唐宋王朝“帝国的生命线”。
柳孜所在的这段大运河，就是当年的通济渠。隋大业元年，杨广诏命尚书右丞皇甫仪征发百万民工，依据中国地貌的自然走向，利用天然黄河的丰沛水源，在原有天然河道和零散人工沟渠的基础上，开通了这条大运河，它是隋唐大运河中黄河连接淮河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河道。唐宋时期称之为汴河、漕渠、漕河、运渠。元代始称之为运河。它流经三省十八县、自西向东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安徽省的濉溪县、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江苏省的泗洪县、盱眙，全长1300里。在淮北境内，运河西起濉溪县铁佛刘庄与永城相接，东至四铺乡石圩子入宿州市境，长40.8公里。后人常把大运河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两位统一江山的疆土开拓者，一个用确保北方安全的长城，成全了汉朝的文治武功；一个用四通八达的大运河，成全了隋唐盛世。所以皮日休说，隋炀如果没有水殿龙舟一类奢糜故事，其历史功勋当不在大禹王之下。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隋唐统一后，盛世帝国、万邦来朝，库府充盈。大运河，通边达海，起到了对外交流、遣兵应急、强化统治、流转百货和顺畅贸易的作用。盛唐时，年漕粮为20万石，除供朝廷日用外，还沿永济渠北上赈济北方灾民。唐晚期年漕粮达到230万石。陆楫在《古今说海·炀帝开河记》中描述：“舳舻相继，接连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连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百里。”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更是直白：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至北宋大中祥符时，运河年漕粮已增至700万石，至此，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已发挥到极致。正是：“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北宋神宗年间，为便于灌溉农田，开汴东沟，引汴水入浍。
淮北人的眼前虽然没有了运河的身影，但我们对运河的怀恋和向往将伴随着整个生命历程，因为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运河里，我们的本性和运河是相融的。于是我有了自己心目中的运河。夏近天低，大运河波涛汹涌，激浪拍岸，那是一种壮美与大气，宛如苏东坡的豪迈诗篇；春暖花开，大运河绿波荡漾，细流涓涓，那是一种优雅和妩媚，恰似李清照的婉约词章。秋天用心聆听，大运河鸣奏着一支荡气回肠的进行曲；冬天用情吟咏，大运河酝酿着一首洗涤灵魂的赞美诗。我体会到了大运河双重结构的生命本质和兼收并蓄的立世胸怀：洪涛与微波，狂暴与温柔，清澈与浑浊，怒吼与低唱，都在这里冲突着、交织着。
（未完待续……）
作者：张云波，安徽省濉溪县人，安徽省特级教师。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办公室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