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拿手机举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其实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是诺基亚这样的巨头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以与苹果三星抗争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着，也同样被这两年后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进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5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02,印度的地方割据主义

正角评论：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激发印度针对我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从文化角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会是在扮演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者？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为联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您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那么印度政府会不会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呢？

郑永年：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了“行为联邦制”。在“行为联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经济上很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

印度则不同。印度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各邦有各邦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各邦政客实际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选票和执政，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这跟中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有极大的不同。印度各邦政客获得选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动地方割据主义，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客大肆承诺福利。

所以印度的各级政府在促进民族工业崛起这件事情上并不统一，有的政府不仅没有动力促成，反而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会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长，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样的地方首长是在太少了。当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够成功成为印度总理的主要根源。

我们拿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两件事举例。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就是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地来给企业扩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