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90年代初的工人收入在国际上正是如日中天的高峰。所以，中日之间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成了中国企业最初在各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奋力追赶的重要优势。在这方面，印度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在人口学意义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了，印度具有很大的优势，但今天印度的人力成本仅仅是略低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形不成很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手机品牌进入印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直接出口。近两年以vivo和oppo为代表的手机企业才开始直接设厂生产，并不是由于直接设厂有利可图，而是莫迪政府为了创造就业，对直接进口手机征收13.5%的税款，造成了中国厂商尝试在印度组装避税。所以在印度生产本身并不具备当初中国那种人力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第二，底层民众求富欲望并不很强。正如松下兴之助发现的，中国文化造成基层民众都希望努力致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相信“穷则思变”。印度则不同。目前印度本土大部分底层民众由于宗教和种姓等文化传统，对致富并不热衷，在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后幸福度很高，并不会象中国民众那样努力工作。

所以当初日本的企业到了中国，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直接参与经营，只把生产线出口到中国，就可以点燃中国民族的相应产业发展。像长虹这样的本土企业买了日本的落后生产线，从员工到总经理，全是我们自己的国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就运作起了整个企业，然后反过来跟“老师”竞争。而中国的手机企业到了印度，必须连基层员工和代理都从中国输送到印度，才能运作起来。

很多vivo和oppo在印度的基层推广负责人，手上管着数十名印度底层员工，其实都是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由于非常努力上进，愿意去印度打拼，所以毕业不久进入公司后，愿意去印度的就一次提拔成了主管。他们初期到印度就发现，如果不大量派中国的员工去印度，印度的员工很多只说不做，效率很低。

第三，企业家阶层的缺失。中国的民族工业能够发展，比基层民众起到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还形成了所谓冲击世界500强的民族企业崛起运动。所以中国有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断努力，发展民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

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