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是，日本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苏联、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我认为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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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和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中国的另一条经验就是中国的双轨制，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不像拉美国家或者东欧国家全面地对西方开放，但西方并没有对他们开放。

中国叫选择性开放。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深圳特区、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各个地区分散试验。中国是事后的追认，安徽的农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动地仿效，然后中央总结，最后再立法总结经验。所以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优于西方“一刀切”的发展道路的。

所以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促进了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得到升级，这些都是原来东亚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