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我认为制造业和工业技术具有极其强大的外部性，因此仅仅依靠所谓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工业化，反而很可能是去工业化。

工业化符合一个类似于胚胎发育的过程。人类社会通过漫长时间探索，开辟出一条工业化的道路，有其基本规律。英国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行者，中国是后发国家，具备后发优势，因而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和追赶。

但是追赶需要技巧，你必须向前任学习，认真研究他们的历史，而不是轻信他们的言论和教科书上的数学模型。模仿英国工业革命需要知道它当年走过的道路和使用过的工具，因此你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必须正确，否则欲速则不达，会不断失败。

就像在子宫里发育胚胎，像在实验室合成化合物，像在课堂里学习数学，其过程都可以比原先的自然条件下发生的过程短得多。但是你必须循序渐进，符合历史规律。

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一个道理，利用后发优势可以让工业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是需要政府提供“子宫”、“实验室”、“学校”和相应的催化剂，这些人工环境和催化剂就是我们所指的产业政策和各级政府官员。

需要靠他们去与民间合作共同创造“有效市场”这个公共产品，按照正确的产业政策一步一步地由下到上地把工业革命这个“产品”合成出来。因此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国企和私企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可以自信地说，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地位和技术创新的国家之所以是中国而非印度，是因为中国重新发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在过去30多年间，在一个具有坚定工业化意志力的政府领导下，按照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顺序，一直打造并继续打造着一个比美国还要庞大的超级公共“市场”，这个市场一定会孕育比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还要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马云现象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比阿里巴巴和马云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还多着呢。

人类目前正在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只有成功复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才有能力和经济基础开启和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处于工业技术创新的爆发期，处于引爆自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

而我们需要永远牢记，工业技术创新发明的源泉不在高校，在企业，在实体经济，在制造业，在工业实验室。因为大自然的知识是因果律，不是同语反复的形式逻辑。因果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只能在干中学。

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就相当于我们有全球最大的课堂和实验室，那里在培育着一大批卓越的工匠和工程师，会产生天量的工程技术创新和发明。

有了这个巨大的学校和实验室你还担心吗？清华和北大落后哈佛100年也不用担心，有了工业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和的资金支持，以后清华北大会上来的，而且会有一大批比北大和清华还要卓越的研究机构和高校。

产学研结合是靠工业推动的，不是教育部推动的。美国19世纪末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爱迪生”之类的发明家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它的高校仍然是非常落后的，远远比不上欧洲，当时没有任何美国的大学教授能够在欧洲发文章。

说明技术创新和基础科学研究这些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律。所以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洋媚外、妄自菲薄。

一旦制造业升级到高精尖价值链，工业对高校的基础研究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就会去赞助或自建大型实验室，引进科研人才。有了企业的赞助，高校以后的科研能力一定会上来。

尤其是我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正在往工业和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发起冲击。我们现在的工程技术研究已经开始上来了，但是主要的爆发还是在实业界，还不在高校。

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场也会开启农业现代化和金融业的现代化，今后农业科技的创新也会大量涌现，农学院这样的学校和科研单位会供不应求的。

而要实现金融业的现代化，不能靠会吹牛皮的商学院，要依靠有实践经验的银行家和国家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是十分关键的，金融危机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工业化成就。

没有严密的金融监管，让每一笔金融交易都在阳光下进行，金融业就是一个大赌场，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

中国在工业革命下半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管理，包括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社会管理，政府管理，而不是空洞的政治体制改革。美国19世纪的裙带关系也是很厉害，腐败也很厉害，不过这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都会有内生的倒逼出来的相应的管理机制来克服。但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也要有意识地去主导和学习。

一定要知道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管理也是配置资源的另一个方式，而且是更重要更高级的方式。

企业内部是没有市场机制的，是靠管理的，因此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关键是管理，只要搞好你的管理，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你都行。

管理不只是企业的管理，还有社会管理、政府管理、公共管理都非常重要。中国过去是粗放式的自由经济发展，不是市场不够自由，而是市场太自由了，竞争到处是，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在管理。

我们的管理不科学。需要来一场管理革命和管理意识的革命。这非常重要，当年朱镕基总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时代条件，现在到时候了，否则就会输掉国与国的竞争。

管理革命不是疾风暴雨式的大变革，而是在不同产业、生产环节、流通领域以及不同行政阶层和政府级别甚至社区的和风细雨式的连续不断创新和积累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这才是真正的进入工业文明的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中国的企业和各个政府基层行政单位必须时常在管理方式上进行创新。

我在美联储工作，按理说它是政府单位，是国有企业，是最没有效率的。但实际上不是的，我所在那个部门每年每季度都要提出新的管理创新，提高后勤服务效率和质量，使得我们第一线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的发表文章。我们的成果也必须随时接受评价和反馈，收入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与表现挂钩的灵活奖金，而不是固定工资。

如果有秘书和助手帮我们服务，我们是要对他进行匿名评价的，他的服务不到位就需要改进和提高，这给他们上进的压力。但是我们平时也组织很多类社团活动加强互动和友谊，不是铁面人。

记得我国90年代的机场海关过境工作人员态度非常不好，但是后来大大改善，与发达国家没有区别，甚至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么每个人的工作台面下面都安装了三个反馈按钮，标示着“满意，不满意，十分满意”的打分体系，与奖金挂钩。这个管理创新的成本十分低，但是效果却十分好。

我建议国家的所有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都有类似的管理创新，接受老百姓（直接被服务的群体）的反馈和评分，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同时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使得彼此有感情联络，知道谁是谁，在民间创造一种口碑文化和改进相互服务的上进的压力。

不要都是陌生人，只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力量在那里调节。

高校也一样，除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必须接受学生的评分反馈，秘书、行政人员包括校长和院长必须接受教师的评分反馈，同时作为一个大家庭一起参加校公益园活动，相互认识，这样一来他们相互提供的服务质量才会提高。

不要一想到提高服务质量就是加工资，搞所谓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那是西方黑板经济学理论的流毒和误导。

而恰好西方社会和各个企事业单位都不是按照这一套黑板上的市场机制实行管理的。人与人的关系、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都是靠科学管理和正确的反馈机制形成与提高的，市场反馈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方面，但远远不够，还要依靠管理。

每一个城市的商铺、企业、公司、医院、学校都有一个社会评分渠道，让当地和外地老百姓对他们有一个评价机会和评分系统，这样才能剔除一大批整人害人的靠假冒伪劣产品赚钱的私人机构和公共政府机构。

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红绿灯路口，都反映了管理能力。中国很多交通事故是完全可以通过马路管理和红绿灯路口的科学管理来避免的。

接受大众点评与反馈，与百姓见面，鼓励和奖励人民大众对产品、销售、流通、公司和社区治理提出改进建议，形成良性的上下互动关系和社区“大家庭”概念。

领导深入基层，工人参加管理，这恰好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管理方式。毛泽东从红军建军时候就特别注意管理，注重培育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正因为管理到位，哪怕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武器再落后，地理位置再差，也能打胜仗。管理非常重要，是真正的软实力。

按照中国今天的生产力，不管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业，每一个生产环节、销售环节、行政服务环节管理好了，我们就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了。

中国的民主社会的精髓，不是那种蛊惑人心的所谓一人一票多党制选举制，应该是毛泽东当年提倡的官民关系、官兵关系、干群关系，强调官员必须深入基层，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在美联储工作，我们的行长跟我们吃一个食堂，一起听研讨会，随时都能够见着，只有一个公共食堂。可是你现在到中国的高校去，干部有干部食堂，教授有教授食堂，校长还有自己的小食堂，甚至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睡房。

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彭德怀这么大的将军也是和士兵吃住在一起的。美国现在的部队管理和毛泽东的管理一样的，五星上将平时和士兵在一起的。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然后群众要参加管理。

在日本，企业管理人员是深入基层的，工人对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控制提出的意见如果被公司接受了，公司就会给你大奖，这样员工都有归宿感，外面的工资再高，他也不会轻易跳槽。

在中国，工资高一点就跳槽了，人才外流，那也是因为你管理没做好，使得他们没有归属感、亲近感和对集体的使命感。

一句话，人类几千年私有制下的农业文明和古丝绸贸易之路没有能产生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以后参与全球争霸的欧洲各国在国家力量推动下的全球贸易公司的组建才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始。

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全球竞争模式和时代的到来。比如1600年由伊丽莎白女皇特许成立的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以其巨大的启动资金、国家授予的对亚洲市场实行贸易垄断的无限权力、庞大的可以摧毁任何殖民地国家反抗力量的陆军和远洋舰队，象征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系统性介入、推动和保护的全球贸易浪潮的开始。

这场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国家力量参与和组织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才是随后引爆英国工业革命和导致欧洲列强崛起的秘密，也是揭开英国和欧洲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和法律制度建设的钥匙。

这也暗示了“一带一路”和利用市场竞争规律“做大做强国企”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21世纪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