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最乖了，咱们得听大夫的，配合治疗。”友谊医院急诊重症抢救室，19号病床上，一位84岁的老年患者蜷缩着侧躺，双目微闭。一位中年女士俯身在他耳边，放缓语速劝说着，右手一下下地轻拍老人后背。

“爸，好不好？等咱治好了，就回家”“知道您是担心儿女着急”……三五分钟后，老人长出一口气，微微点了一下头。女家属立刻直起身子，刷刷几个大步走到值班台，急着说：“做，我们做手术！”

不等她说完，负责19床的急诊科医生王斯佳已经放下笔，蹭的站起来，抓起电话边拨号边跟家属确认：“好的，您已经跟病人沟通好了？”

女家属点点头。王斯佳把话筒放在耳边说：“耳鼻喉科么?患者同意配合止血治疗，什么时候过去方便？”

一分钟内，王斯佳为患者联系好手术治疗时间和一些护送细节。同时，她还开始着手为一位刚过世的患者家属填写死亡证明。

透过起了薄薄一层哈气的护目镜，王斯佳轻声嘱咐：“有些细节需要您仔细核对，别急，看仔细。”

友谊医院急诊科不大，分成诊疗区、留观区和抢救区，只要走进这里，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仿佛都有了双重性格。

“三线”大夫葛旭手里拿着一张A4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一行行的小字，每走到一张病床前，她都要将纸凑近到眼前，用手指着读，然后再去跟病人交流，“睡醒了没”“感觉怎么样”。之后才会开始一系列的检查。

所谓“三线”医生是当日急诊科的总负责人，她手里的纸是交班记录。上面记录着每一个病人的病史、诊断、治疗等情况。不和病人交流的时候，葛旭的语速会不自觉地加快：“急诊讲究效率，所有内容都打印在一张纸上，大夫拿着方便，所以字号恨不得要用最小的。”

除了查房，葛旭的两部手机不时响起，还有办公室座机有时会点名找她。“一位患者因为肚子疼凌晨来急诊拍了CT，现在结果出来却找不到患者了。”联系患者，和相关科室核实病人此前就诊、检查情况等。葛旭经常接着电话，大步穿梭在抢救室和留观区间处理各种难题。

这段路，“滴滴”“嘟嘟”各种设备工作的声音交错，一台台监护器上，79、88、86、89……一个个数字闪烁着。

留观区，十余位患者的情况都在一个半人高的显示屏上实时刷新。发热、胸闷、心悸、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护士、大夫马不停蹄，换药、治疗、解答患者家属的各种疑问。

20床的患者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她努力弓起上半身，喊着要小解。一位护士走过去，安抚地握住老人的手，帮她躺好，掩了掩被子，和她耳语了几句。“早就插好了尿管，但是她年纪大了，总是记不住。”带着护目镜的护士小声解释。

人急偎亲，每一次患者的呼唤，每一次家属的发问，医护工作者都尽量停下脚步，详尽回答，但是医护工作者间彼此的交流经常是简明扼要、边走边说——一个大步赶去看下一个患者，一个猛追“刨根问底”。

急诊诊疗区，护士马丹迪仔细核对后把单据交还家属，解释说：“您这些手续已经办完了，可以去病床边稍等，一会儿会有人来帮您办理住院，这张单子要保存好，有什么事儿您再喊我。”

马丹迪年纪不大，眼神里透着光，眉眼弯弯地说：“家里人也担心，但更多的是支持，我们护士长已经去武汉支援了，我也报名了。我和同事们随时准备着。”

几乎每一位友谊急诊人都和她一样，时刻做好准备。急诊科主任王国兴刚开完交班会，就急匆匆地赶往通州院区值班。“我们医院援鄂医疗队已经飞抵武汉，13位医护人员里就有两名是急诊科的，我们期待他们平安回来，时刻做好准备支援他们，更要在家做好工作。”他说“医务工作者是最知道疾病凶险的，但坚守是我们职责所在。”

最近网络有句流行话：2003年非典时期，全世界守护我们，2020年，我们守护这个世界。友谊医院急诊科，每个人都是“我们”。17年前，葛旭上大学一年级，如今，她是一位7岁孩子的母亲，她说：“抽空会给他讲防控知识，但更多时候需要老人帮着照顾。”17年前，王斯佳还是一名初中生，她笑着说：“选择来急诊，因为当时急诊科缺人啊。”她的儿子刚8个月。她说：“我老家是湖北的，今年过年也没有回去。这些都不是困难，家里一切都好，我很满足。”

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鲜花掌声，急诊科的大夫们见证着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他们不曾退缩，自有清风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