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李大钊，注定了不只是李建生的祖父，而是“属于所有中国人”。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李建生熟悉地背诵李大钊《狱中自述》中的一段。

“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充满艰险的路，他知道这条路难走，他一直都知道。”他说。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图为书房一角。（摄影：李斌）

明知艰险仍向前，是因为对祖国和人民爱得真切。中国共产党创党时期的先驱，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毛泽东，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

“丧失国权之巨，国将由此不国”。青年时代，目睹如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国家，目睹“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的民族，目睹“为奴隶，为牛马，为羊犬”的人民，李大钊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奋斗。他东渡日本接触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就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16年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这条街，就是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命名的。”北京实验二小就在李大钊故居隔壁，副校长孙津涛说。新文化街，原来被称作“石驸马大街”。

当年，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德先生赛先生”，抨击旧礼教、旧道德。他和同时代的战友们，以青春无畏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一个民族不甘沉沦的勇气和蓬勃向上的朝气。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动“送”来的，而是李大钊等先驱引进来的，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真理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独立和中国人民得解放的希望，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中华民族复兴有了领路的先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事实上，在李大钊之前，中华民族很多仁人志士也曾探寻救国之路。

李大钊故居东南约两公里，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发生地杨椒山祠。如今，闹市中的这处院落正在加快腾退住户，作为文物将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