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任何国家的政治实践、社会发展，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君不见，当我们自信地走出中国道路之时，西方世界的舆论，对“复制西方后失败”的国家的民众，已经闭上了眼睛。

3.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

长安君认为，从外界看，是因为西方的方案似乎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上面举过的失败国家的例子，就连欧美内部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且深入肌理。

从内部看，中国的模式、道路、方案，确实已经到了需要认真总结的时候——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的“秘诀”却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和之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都不太一样：首先，中国人很多，地域差别极大，所以必须先把经济总量盘子做大；同时，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积累的道路（海外殖民、军事扩展、奴隶制度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和当年不一样，人类的思想、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所以，如果要粗略地概括“中国方案”的话，长安君认为，至少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点：一，独立自主；二，有目标、持续地进行发展，保持政策的稳定连贯；三，代表全民最大公约数的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四，和平发展，友好共处的国际处事方式。

中国的方案显然不止以上几点，但就以上几点来看，已经显著地与“西方中心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区别。

其实，中国秘诀也并不那么神秘。就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而言，其本质的精神无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他人（国）。

但在实践中，这又何其难也——房龙就曾写过，天底下，最难的事就是对他人的“宽容”。对人如此，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4.“中国方案”，不是第一次亮相。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就提出过“中国方案”，那次谈的是发展的主题。此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再提，议题是全球气候治理。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方案”涉及的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议题和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确已经逐渐拥有了这个资格：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从积贫积弱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被联合国称为奇迹；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基础医保；全球自主的导航系统、航空航天、军事工业……而这一切，都建立在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极大的差异与分野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