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我们当时准备的时候，对内外媒体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新闻发布会是引导国内外舆论的重要方式。国外媒体没有提前的约定，大家都是即兴、随机的，比如2011年的政协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被问到开政协会的预算问题，这就在预案之外。当时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先生还是很老道，坦诚地说“我不知道，你把我问住了”，然后又说会后会去核实，到时用E-mail回答你。2012年，我们在那年开会前10天，赵启正先生还召集了多位外国记者开茶叙会，打听外国记者想问的话题。这也是主动出击。刚才说了，我们会利用专业团队，对境外舆情进行研判分析，应对需要模拟演练，但更重要的是新闻发言人的个人素养和知识储备。

冯春海

独孤：

新闻发言人面前的电脑主要会存储些什么东西呢？

冯：这是我们给发言人做的一些议题，及其他解答的关键词汇，也就是提纲。

独孤：以您这么多年对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研究，您觉得怎样去评价一场新闻发布会？

冯：其实，新闻发布会是一个竞争的场域，需要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媒体良好地互动，配合完成。这里面有新闻发言人和记者的话语争夺，也有不同媒体在竞争采访的权利，发布会也是展现媒体品牌的机会，所以受到格外重视。一场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应该是互动双方都得到了最大的获益，新闻发言人，或者说他代表的机构通过发布会成功表达了立场、传递了信息，新闻媒体既获得了信息，又展现了自己的品牌。

独孤：您觉得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冯：关于新闻发言人的素养，我们通常会强调是媒介素养，表达能力，不少地方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主要看沟通能力，或者说了解媒体、干过媒体。但其实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素养，就是政治素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比如，2012年的那场政协新闻发布会，有外媒记者提到了XZ僧侣自焚、王立军事件等敏感问题。XZ发生僧侣自焚事件在国内报道比较少，当时是香港卫视的杨锦麟提问，咄咄逼人。杨的提问大概意思是，自焚事件一方面有外国势力的介入，另一方面是中国宗教政策不当所致，发言人怎么看？赵启正先生先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十七、八岁的年轻僧人自焚，令人痛心，其次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事实，说我这边了解的情况是，达—赖公开鼓励自焚，阻止抢救，公开拍照，假如你的版本存在，我的版本也存在，那么达—赖就是个两面派。

我们事后看媒体的报道，很多标题是《赵启正：达—赖是个两面派》。这就是议程设置，新闻发言人表达了A意思，被媒体一转载，却变成了A’，甚至BC，这次媒体用的标题跟赵先生的原话一模一样。这是充分尊重新闻规律的结果，不回避问题，也没有否定你的版本，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更敏感的是王立军事件，当时就在两会前不久发生，没有口径，如果含混一点，完全可以委婉地绕过去。但赵启正先生说，“越是敏感的问题，越有回答的必要”，所以，那次回答完全凭借发言人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判断，直面问题，这也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有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