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故步自封的集体心态便弥漫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己的文化最重要，其他文化要么无足轻重，要么也只是英语透镜中的无根影像而已。

近日在韩国参加一个来自亚洲十余个国家的专业学会的联合会议，感触很深刻，也很汗颜。深刻主要体现在，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邻国的同行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其中很多新鲜的观点和概念是我前所未闻的，刷新了我的专业认知。而汗颜也便随之而来：中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参加欧美学术会议，发表英文论文，加入各类国际学术组织，却对周边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几乎是白纸一张。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学教授。在与她的交谈中，我惊讶于她对中国深刻而全面的了解，但我却完全无法以同等的方式去“回馈”她。她给我详细讲述了印尼本土新闻业的一个独特概念：crabjournalism。这个概念是如此新奇，也极富印尼文化色彩，但我却对其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仿佛只有英美的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它在中国的变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触，回国后跟同行交流，发现大家也大抵如此。

我想，中国像我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对邻国情况的无知，大概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根深蒂固的“大国”傲慢及其产生的文化偏见，这使我们时常觉得周边国家不过是一些边缘文化地带，“不配”得到严肃的观察和考量。第二个原因，是英语在国际文化传播与流通领域的强势地位，这种显然不大正常的强势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想要了解任何中国之外的概念，英语的资料总是最丰富的，也是最易于获得的。于是，一种故步自封的集体心态便弥漫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己的文化最重要，其他文化要么无足轻重，要么也只是英语透镜中的无根影像而已。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操作性的方法。比如增强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比如促进国内对其他亚洲国家文学、电影、新闻等文化产品的翻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范式”。须知，全球文化并非只有“西方”和“中国”两极，而更类似一种社交网络般的网格状系统，关系几乎存在于任意两种文化之间，如果忽视了对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关系的掌握，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文化的现状和内涵。

在政策的层面上，则应积极鼓励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与周边国家展开丰富的民间交流，尽量不要因为外交或地缘领域的摩擦而为这种交流设置障碍。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内心深处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平视的高尚力量。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所必备的那种谦和与远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