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旧财阀”

“我认为，李在镕获刑对三星的负面影响，甚至低于Note7(对其的负面影响)。”家电业观察家刘步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认为，三星是一家基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之上的家族企业，企业的运转更多靠的是机制而非个人影响力。

而在公司层面之外，李国宪教授则从长期的角度上，担忧三星李在镕案对于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考虑到韩国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靠加入大型财阀的产业链生存的现实，而三星早已成为了韩国的标志性企业，三星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更应该考虑对于韩国经济带来的就业、国家信用度等无形中、间接性的伤害。”李国宪教授说。

截至2016年6月，三星集团旗下在韩国境内共设有59个子公司，其中有15个公司已经上市;而其中之一的三星电子，更是占据了全韩上市公司市值的榜首。

据韩国首尔交易所的统计数据，全韩十大集团所有上市企业的市值总额为714.3320万亿韩元，其中三星集团一家就达到352.1560万亿韩元，远远超出第二名现代汽车集团的104.5941万亿韩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不仅是KOSPI指数，在原本为了分担风险而设立的、由韩国200大企业构成的KOSPI200股指期权指数则直接演变成为“跟着三星电子的股价走”。

有业界人士分析，在KOSPI200指数的总市值1100万亿韩元中，三星电子一家就占据了220万亿韩元，占近20%;在此情况之下，这位业界人士不无担忧地分析：占有三星电子近四成股份的外国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利用其信息和投资技巧上的优势，通过运用原本为了“分担风险”的期货交易的买卖期货选择权的方式，将占有主导性的优势。

“虽然这些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无法直接操纵KOSPI200期货指数，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操纵三星电子的股价，而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这也无形中为韩国股市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一个因素，在此过程中，最后败北的很有可能就是散户。”上述业界人士补充道。

朱镇亨则表示：“事实上，本次审判的意义在于，不仅仅应该成为针对李在镕或三星集团的审判，更应该成为对于旧财阀体系，成为‘积弊清算’始发点的一场审判。”

“我们应该明确：财阀家族仅持有少数股份，却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对于法律的‘钻空’，实现对企业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对企业领导职务世袭式的占有，这种模式严重违背民主原则和商业精神。”朱镇亨表示。

朱镇亨认为“后李在镕时代的三星的去向，并不应该由三星判断，而是应该由市场来做出判断”，并举例称三星电子在首尔股票交易所的股价并没有因为此前李在镕的被逮捕，而发生大幅度的跌落，相反三星电子的股价总体上仍然保持稳定上涨的态势，每股股价一度突破230万韩元，再创历史新高。

他引用《华盛顿邮报》对于三星的批判：“三星的影响近乎可以与政府匹敌”。他表示，“文在寅政府上任时最主要的承诺，便是‘清算积弊’，改革国家;而如果无法就财阀进行改革，切断数十年来持续的财阀与政治权力间的联系，则韩国的改革也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