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科技监管。在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风险既然是监管及各方最担忧的，那么完全可以先从技术角度入手，全面推动金融科技风险管理的优化。从宏观层面看，众多经济体的监管部门都开始大力发展RegTech模式，即在监管活动中充分运用新技术，来有效解决成本制约、信息不对称等传统监管难题。从中观层面看，无论是相关金融子行业还是子市场，都可以在传统风险管理活动中，更有效地运用新技术，从而改善金融监管。从微观层面看，把新技术与保险、担保等金融产品与服务相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配合融资、投资类金融产品创新，达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并且可以缓释金融体系中的风险。

第六，底线监管。去年以来，在互联网金融整治中出台的许多政策，都采取了“底线监管”的原则，并未对行业准入进行严格限制，仅明确了禁止的行为。所谓底线监管，本质上是负面清单管理，是指通过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禁止从事的金融活动，以及明确规定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的市场准入条件。一方面强调，凡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准入条件规定的经济主体、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均可依法保障自由进入金融市场，无须再获得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另一方面则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范围内，各种金融创新均可依法展开。

第七，立体监管。面对金融科技对金融业态的全面冲击，亟待建立各类主体通力协作的立体化监管约束机制，并明确中央不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部门监管与行业协会自律之间的责权划分。在此方面，可以充分借鉴欧美经验。例如在美国，面对新技术环境下数据服务商与征信服务商的边界模糊，除了监管者之外，美国的司法部门、联盟贸易委员会等都介入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各地方情况千差万别，而许多新金融创新都扎根于地方特色，因此需重点推动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在避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风险的同时，以市场化机制来实现地方金融科技创新与经济的对接。

第八，环境监管。我们需要基于比较的视野，分析在金融科技发展中，各国都出现的共性风险，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特色的“风险土壤”是什么？从根本上看，只有优化了金融发展的“土壤”，才能避免更多的“生长扭曲”，最终构建共享、共赢、健康、及可持续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更好地把握“效率、安全、利益”的三角制约。例如，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金融生态环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善内容。另外，金融科技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因此重点需要推动科技加各类金融业务的标准化，包括硬件、软件、业务、组织的标准化等。(中新经纬APP)

【专家简介】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球共享金融10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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