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王梓木仍然认为，“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在选人用人上能否择优，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王梓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是此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还是在经贸委综合司，以至1996年下海创办华泰保险，他首先看重的永远是制度本身。“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也认为制度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包括现在做企业，我也非常强调公司制度和公司文化。公司治理决定公司活多久，公司文化决定公司长多大。”

1992年，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王梓木调入国家经贸委，时年39岁。之后，他在40出头的时候就被提为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

在国家经贸委，王梓木参与了现代企业制度调研组，他所在的综合司负责现代企业百家试点工作，王梓木仔细研究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分析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的可能性。为了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经贸委调研组去玉泉山参与讨论起草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部分。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梓木作为参与者在多种场合宣讲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被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邀请去人大法律委讲解这部分内容。随后，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精髓。《公司法》出台之后的两年，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心思活了起来。

1992年，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的田源，找到物资部柳随年部长，要求投资办一家期货公司。这年12月，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也是这年，曾先后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兼干部局处长、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的黄怒波，辞职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

作为副县长热门人选的朱新礼，辞职下海，创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993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的陈东升，离职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

1994年，王梓木开始筹办华泰保险，一个直接理由就是要从研究宣传现代企业制度转入亲身实践现代企业制度。

政府部门里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要么从宏观层面上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要么亲身参与微观实践，通过自身实践改革企业管理和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后者更容易付诸实践，“对个人来说，微观改革的自由度要大很多。”王梓木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