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网上周发表的评论则侧重于对这次活动的“情怀面具”背后的资本力量的批判。白洁如指出，新世相这个文艺生活指南类公众号，利用新媒体时代文青们不甘做观众的自恋心态，以及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生活工作所感受到的阶层分化带来的结构性无力，通过一次“策划严密的商业行为”。摇身一变成为“人如何超越生活”的导师。文章进一步指出，“闲暇与旅行”从来都是和清教徒式的努力工作相互依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逃离”的人实际上被商业逻辑把控，“逃离了被资本控制的工作生活，进入了被资本主义控制得更深入的闲暇时间里。”

在作者看来，自媒体开始“教做人”是十分危险的倾向，这意味着资本控制压缩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从而变现为经济收益。受到影响的大多是刚毕业、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尚未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机制的大学生，商业的介入使他们刚进入社会就落入了资本的逻辑。因此，新媒体接过“商品拜物教”的大旗成为“身份和感受包装”风向标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而“新世相”这类营销方式最具欺骗性的地方在于，发声者自己站在社会阶层的优势位置，居高临下地去指导一群处境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粉丝，在这种情形成为常态的当下，主体性的建立异常艰难。

中国男人婚后收入增加，中国女人不“敢”变老

近日，一篇经济学论文经“小花经济学术”公号推送后在社交网络热传。这篇题为“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溢价的形成机制”的论文今年4月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王智波、李长洪。

这篇学术论文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发现，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在婚男性工资比非在婚男性工资显著高出6.8％。已婚男性收入高于未婚男性的结论与此前大量的劳动经济学文献的研究结果以及人们的日常观感不谋而合，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尝试找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收入更高的男性更容易结婚，还是婚姻令男性的收入变高了？

该研究首先检验了一些已有的解释模型，发现我国的婚姻溢价无法由“家庭分工理论”解释，也就是说，婚后男性收入增加并不是因为婚姻通过减少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男性的生产率，同样的，我国男性的婚姻溢价也无法用男性婚后责任感增强来解释。

为了分辨男性工资溢价的形成究竟是婚后妻子带来的影响（作者称之为“相夫效应”），还是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效应”，研究者分别引入了妻子的两组特征变量：1.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2.女性的身高（作者认为女性的身材过于矮小不会影响她的“相夫效应”，但是会制约她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效应”）。结果表明，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妻子的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丈夫的工资水平，且不受妻子身高过于矮小的影响，说明“相夫效应”可以解释男性的婚姻溢价，并且结婚前3年男性婚姻溢价无异于零，对3年以上的婚姻则婚姻持续时间越长，溢价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