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伟46岁，现任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广州市政协常委。2010年12月，增补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委员”，2011年12月，连任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委员”，2012年1月当选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
前日，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常委曹志伟展开了名为“人在证（征）途”的3.8米长卷，这份调研报告，反映民众办证数量多、过程繁琐、难度大的事实。其中一个人一生常用证件达103个。
去年，曹志伟在广州两会上展示反映法人单位办证难的“万里长征图”，受到国家总理李克强关注。今年人在证（征）途，被认为是曹志伟和“证”死磕的升级版。
曹志伟感叹“中国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他说出了在他眼中，“证”与“政”之间的关系，和一名政协委员应该如何履行职责。
现状：难治之“证”
新京报：“人在证（征）途”是你去年提出“万里长征图”的升级版吗？为什么会关注办证难？
曹志伟：“万里长征图”关注的是企业法人，“办证难”是关注自然人，即每个公民都会遇到的行政审批问题。
去年8月，我在中央编办参会，得到两个研究课题，其中一个是“如何让行政红利惠及每一个公民”。之后刚好有两个市民打电话，说“曹委员你整天关注企业办证难，什么时候关注老百姓办证难？”这触发了我关注办证问题。
新京报：“人在证途”是借用了“人在囧途”吗？
曹志伟：和人在囧途完全无关。“人在证途”是用人从出生前到死亡后为时间轴，用每个阶段需要或可能办理的证件为Y轴，这图（途）反映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所以叫“人在证途”。
新京报：怎么想到用长卷制图的方式展现？
曹志伟：用流程图的形式，相当于让所有审批部门都穿上比基尼站在选美舞台上：哪些部门审批事项最多、审批时间最长、收费最多，一目了然。我读工科出身，习惯画工程进度图了。
新京报：你的调研团队如何组建？用哪些方法搜集？
曹志伟：团队由（我所在）集团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组成。我们按人生不同阶段、功能不同分类将调查目标和人员分工，打政府部门电话咨询、查看其官网、亲身办理、实地暗访和向周围人求证等方式搜集。还调查了如美国、欧盟和印度要办哪些证件，哪些值得借鉴。
新京报：外国的用证情况和我国有何不同？
曹志伟：国外很多地方公民都有一张社会福利卡，卡上会记录所有个人信息，可以缴纳各种保险、去医院看病等；几张卡之间信息共享，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忘带身份证，拿驾驶证一样能登记，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不行。
原因：各自为“证”
新京报：你的图中展示了103个证件，这是收集到的全部吗？你觉得最荒诞的证是什么？
曹志伟：调研小组查到的证件共有400多个，展示的这103个证主要是老百姓常见的。调查发现，有些省连收割玉米、焚烧秸秆都要办证。
新京报：造成“人在证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曹志伟：公民办理证件的种类多、地点分散、材料重复提交、每个证件功能和信息单一，办证人需要在诸多部门间多次奔波，甚至同一个局所批的证都由不同的处室、在不同地点办理。
新京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曹志伟：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各自为政（证），造成政（证）出多门，政府部门间存在行政壁垒，多个部门审批条件和结果互不沟通，信息不共享。这体现出政府部门社会治理思维僵化、管理方式落后。
措施：精兵“减证”
新京报：你去年的万里长征图，据说被李克强总理两次在会上提及。这次“人在证途”也广受关注。
曹志伟：（总理的关注）让我感到意外，受到鼓舞。这效果起到了引发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作用。这次“人在证途”比“万里长征图”更有普惠作用，能否“减证”涉及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到每一位公民。
新京报：解决办证难问题，就需要建立你提出的“大数据库”。
曹志伟：对。这种大数据库不仅省去了行政单位审批的成本，也省去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出门办事只要拿着一张证件或者卡就可以，输入统一的卡号或身份证号，个人信息就能调出来。以后逐步实现“一卡行天下”。
新京报：是否论证过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曹志伟：比如身份证和驾驶证，都是公安机关发放的，信息都在公安机关备案，完全能做到数据统一。再比如往来香港与内地，不用两地在证件上签注，直接拿身份证刷智能闸机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流动，还需要签注不是很荒谬吗？
新京报：但要想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意味着很多行政部门要牺牲权力和利益。
曹志伟：阻力就在这。行政单位为什么要把着这些办证权不松手，因为每个证件在办理过程中都牵扯到利益。
还是说保险公积金，我以前调研就发现，保险基金存在银行里，产生的高额利息都被地方政府占用了，如果建立大数据库将社保卡和其他证件捆绑，管理社保的行政部门就要面临着利益流失。
新京报：推进这项改革上，今年有什么具体计划？
曹志伟：万庆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表态了，他挑头来承担这个课题，并邀我一起参与。我与广州政协的领导当晚就商议组建一个小组，广州继续先行先试。今年我会全力推动“减证”工作。
履职：讲究“功”“利”
新京报：常有人用“炮轰”二字来形容你在会上的发言。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位“不一样的政协委员”。
曹志伟：我对“炮手”、“炮王”、“大炮”等称呼并不认同，广州人讲“车大炮”，就是讲空话的意思。
我当政协委员两届、第四个年头，我加入政协第一天就告诉自己，要打好这份工。每个建议、每份提案都源于深入调研，且与政府部门多次沟通才能提出来，每项措施都要讲究“功”与“利”：提了之后是否有功（贡献）于国家、是否有利（效益）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