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名下2200万元资产被冻结 个人被“限高”
原标题：因股权纠纷，王思聪名下2200万元资产被冻结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自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12月9日公开的民事裁定书中获悉，申请人上海景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被申请人王思聪、珺娱（湖州）文化发展中心、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因股权纠纷，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人民币2200万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并已提供了担保。
宝山法院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冻结被申请人王思聪、珺娱(湖州)文化发展中心、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200万元，如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
案件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申请人上海景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预缴。
该裁定于今年9月6日作出，立即开始执行。
王思聪名下2200万元资产被冻结 个人被“限高”
记者通过天眼查了解到，王思聪是珺娱（湖州）文化发展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以及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猫互娱也是珺娱文化参与投资的公司。两家公司都曾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且熊猫互娱公司的风险记录高达258条，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的失信公司。而王思聪本人担任高管的众多公司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经营异常、股权出质等风险记录。
王思聪投资的多家公司股权被冻结 个人被“限高”
今年内，王思聪投资的公司股权已经不止一次被冻结。
10月15日，由王思聪担任董事长并持股100%的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被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冻结，冻结期限3年，金额未公布。由王思聪持股68.5%的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亦被宝山法院冻结过。
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王思聪个人下达了限制消费令之后，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接连给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开出三张限制消费令。在对熊猫互娱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同时，还对王思聪一并“限高”。
记者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查询到，王思聪前后脚被京沪两家法院“限高”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向王思聪个人下达限制消费令，是因为王思聪个人在与嘉兴璟字悌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纠纷而起。
限制令要求，熊猫互娱公司及王思聪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王思聪名下2200万元资产被冻结 个人被“限高”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三条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延伸阅读：
王思聪被法院“连环限高”，别只顾着看八卦
王思聪纪轻轻就被打上了很多“标签”——拿5个亿练手的“富二代”、带领电竞队获得世界冠军的“传奇”、经常向娱乐圈开炮的“校长”、率真刺儿头的“网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王思聪“限高”自然而然被放到了舆论的高光之下讨论。
但客观地说，即便光环缠身，王思聪也只不过是投身商场“创业青年”中的一员。商场波谲云诡，在商业经营中产生纠纷，在诉讼中被判败诉，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相比于对名人的猎奇、八卦，法院的这一波“常规操作”，可能是更有意义的看点。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履行义务当然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法院下达的限制消费令，就是在执行环节中一项非常常见惩戒措施，不按时履行义务的人都有可能收到“限高令”。被限制消费的人，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入住星级酒店，不能购车租楼，不能买房装修……凡非生活、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都依法受到限制。
如果是恶意逃避执行，有能力还钱却拒绝还钱，在“限高令”之上，还有更加严厉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赖黑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人，除了消费受限之外，还有更多严厉的信用惩戒，比如，不能办信用卡，不能融资贷款，不能出任公司高管、不能出境等等。
王思聪名下2200万元资产被冻结 个人被“限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字，在2018年，全国有1014.8万人次被限制购买机票，391.2万人次被限制乘坐动车和高铁。随着今年执行案件数量稳步提升，惩戒力度进一步加强，这个数字很可能会比去年更大。
王思聪被“限高”，只是这超过千万人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限高令”还是“黑名单”，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破解“执行难”。获得胜诉的判决，却迟迟实现不了应有的权益，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严重的不公平。对不履行法律义务的执行人处以从“限高”到拘留、坐牢的惩罚，打通的是通往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维护的不仅是申请人的利益，还有司法的权威；保障的不仅是健康的经济秩序，更是整个社会的诚信。
王思聪被“限高”让我们再次看到诚信的重要意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惩戒各类违法失信行为，无疑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一环。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环境，人际交往温润清澈，社会治理简单高效，同时诚信体系的建设也将为面向未来的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插上腾飞的双翅，让我们每个人享受到诚信带来的红利。正如学者所说，“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也代表着更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从2014年以来，“信用体系建设”连续五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建立惩治违法失信机制、建立褒奖守法诚信机制是其重要的内容。走入大数据时代，信用信息不再口耳相传，让一个个散落各处的信用数据联通起来，才能让守信成为所有人立足的必选项，成为企业必须珍视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
目前王思聪的“普思投资”先后发表声明、作出解释，表示正在“通过法律渠道表达对债务纠纷的不同观点，并不是对已判决的1.5亿不执行”，“该担的责任一定承担，而且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解释表达出了诚意，但也要清楚一个法律常识，即便是在法律程序内“表达不同观点”，也并不影响案件的执行。
每一次广受关注的司法案件，都是一次全民法治公开课。我们看到社会的法律意识水涨船高，同时也希望看到涉案的公众人物，守好底线，成为诚信守法表率，唯有如此才不负“网红”“大V”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