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赶紧找人做作家“口述史”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健在的“30后”作家还是活跃的“50后”作家，他们或没精力或没意识来写文学回忆录，组织专门人士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口述史”就显得十分必要。“口述史”的优点是材料鲜活，生动的人与事犹在眼前；缺点恰恰也在这里，可能会有不少编排、虚构成分。但也无关系，时间可以考验这些“事实”是否确凿，如果不把这些“口述史”留存下来，将来就会更为遗憾了。一定程度上，“口述史”是作家年谱的补充，可以把从公开报刊上搜集的材料进一步细化，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订正。举例来说，柳青女儿刘可风女士撰写的《柳青传》附录部分，有不少柳青生前对社会和文学问题的看法，因为身患严重的肺心病，经常上气不接下气，需要不停地使用雾化器，传主无法自己手写下来，故让女儿记录在案。这种形式就是典型的作家“口述史”。我发现去年出版的邢小利先生的《柳青年谱》，有一些就采用了这些柳青“口述史”材料，令人读来印象深刻。“口述史”也是对“年谱”的补充。因为一个作家生前的活动非常频繁，记者报道和作家自述不可能详尽记述这些活动，等到一定时候再看“口述史”材料，就会发现，报道和自述遗漏了很多丰富的内容。当然，对于专业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口述史”的做法有一定之规，不能随着作家随心所欲的思想乱跑。采访之前，应先阅读相关材料，熟悉文学史的大致情况和作家本人事迹线索，然后拟定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组织一个问题系列，这样“口述史”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而不是杂乱无章。

再次，作家年谱一定要注重他的社会出身、人生道路、文学阅读等重要环节。作家是什么出身，一定会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文学阅读、创作风格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贾平凹出身陕南农村，家乡丹凤县地处陕西、湖北与河南三省交界处，受汉楚文化的交叉影响。19岁以前，在家乡读书、务农，1972年被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念书，毕业后留在西安工作。他在农村生活19年，在城里生活40多年，大部分写的是乡土题材小说，描写西安的城市题材作品仅仅几篇（部），可见他的思想观念受到乡村文化的极大影响。循着乡土文化这条路子，他又接续上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文学的庞大脉系，终成杰出的带有乡村士大夫色彩的小说家。路遥也出身于陕北乡村，因为人生坎坷，一直在为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而努力，养成了个人奋斗者的精神世界。这种人生道路，容易受19世纪文学尤其是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路遥与贾平凹的差异，还体现在人生奋斗过程中，他与在陕北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结缘，人生奋斗的目标和文学创作的价值指向，跟贾平凹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生》《平凡的世界》都是在这条线上结出的文学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