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不是运用了二重或三重证据法，就可以形成一部非虚构作品。显然不是的，即使是运用上述方法写作的经典著作如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或口述史研究名著英国学者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也不能称之为非虚构作品，它们只是史学著作或人类学著作。这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无论多么忠诚于非虚构，它永远是创造性的写作活动，而非纯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活动。非虚构写作，是非虚构加上文学写作，而不是非虚构加上学术研究。因此，我所理解的非虚构写作，至少应该包括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文学创作这三大内核。从这个角度去阅读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或许才能触及作者的真心和才华。那些充满了灵性的文字，充满了个人情感的文字，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文字，在别的史学著述中是看不见的。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对于中原或内地的“我者”而言，边疆或边城就是“他者”。但是，我者与他者也在不断变化和融合之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马边的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日的边城马边，它的边远或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交通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正在迅速扩散、变淡甚至消失，变成一座无边的边城，一座可以窥见岁月秘密的无边窗口。或者如龚静染所言：“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