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管户”的身份问题，我们可以结合洪武三年实行的小黄册图之法来进行大体推断。栾成显曾指出：小黄册图之法“与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的黄册制度相比，在每图所编人户数，所置里长、甲首数，以及里甲的职责等方面，均有差异或不同。但从应役人户编排在里甲之中，十年一周，轮流应役等方面来看，小黄册之法无疑已具备了黄册制度的基本框架。”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本《后汉书》纸背即为明洪武三年处州府青田县攒造小黄册原件，在此小黄册中，人户类别即包含“正管”“带管外役人户”和“编排不尽人户”三类。其中，“带管外役人户”的身份为禁子、弓兵、铺兵、水站夫、递运夫、驿夫等。此类外役人户，不设里长甲首，均是归入相近里长下“带管”。而万历十年山东东阿县黄册中，同样包含此类人户，如《赵元哲诗集》第一册第30页背载：“城屯马站户，充万历拾肆年甲首”，第二册第4页纸背载：“县尚德乡壹都第一图车站户，充万历拾玖年甲首”。由此推断，赋役黄册中的“带管人户”极可能即是指此类“杂役人户”，只是已由原来的不设里长、甲首，演变为被纳入里甲体系，同样也需负担里甲差役了。这无疑是黄册制度的一大演变。

二、为研究明代税粮变化及税粮科则提供了新的史料。明代赋税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粮两次交纳。“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而新发现的北方黄册，为我们研究明代税粮征收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史料。在已知的明代赋役黄册中，其登载的明代税粮种类基本为夏税麦、丝等，秋粮米、黄豆、钞，而《赵元哲诗集》第一册第7页纸背载：“夏税地四十亩二分/麦每亩科正麦五升，每斗带……/秋粮地九十三亩八分/米每亩科正米五升，每斗带……/马草每亩科八厘七毫，共该/棉花地一亩八分七厘六毫/花绒每亩科四两，共该七两”。其中关于“棉花”和“马草”征收在黄册中的记载，此为首见。

关于棉花的征收，传世史籍有载。明代赋税征收，基本是以麦、米为本色，代替麦、米的金、银、钱、钞、绢等为折色。洪武三十年（1397），明廷下令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全国各地拖欠的税粮：“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并从此成为定制，户部议定的折征之法中，“棉花一斤折米二斗”（《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棉绒的征收，后来逐渐应是由折色变为了与麦、米相同的本色。山东东阿县黄册中，“棉花地”的书写格式与“夏税地”和“秋粮地”等齐，表明关于“棉花绒”的征收，应不再是折色，而是等同于“麦”“米”的本色，这是明代税粮征收的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