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