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想通过全新的人物塑造打造所谓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则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正面人物，根本用不着罔顾历史真实，而将历史垃圾涂抹成金子。编导们置历史自身丰富生动的情节于不顾，而自作聪明，进行“创造”，其实是狗尾续貂。更为重要的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用影视剧的形式为数千年来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人物随意翻案，不管剧作本身的形式多么正剧化，其都是对历史的戏说。这种“用严肃形式”进行的戏说，比过去那种娱乐化的戏说影响更为恶劣，因为它更容易误导观众，更容易对青少年观众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产生误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富于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也是最有道德责任感的群体。善善恶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所以，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司马光说自己主持编撰《资治通鉴》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历史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影视创作的热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文以载道，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这个标准要求今天的影视剧创作，但历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必须也应该对社会责任有自己的担当。

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的著述与史料的整理，还是文明的梳理与道德的寄托。为文学家甚易，为史学家甚难，因为要成为史学家，须才、学、识三者兼得方可。章学诚曾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历史剧虽然不是史学著作，却因为与历史的紧密关联而必须用历史学的眼光加以检视。何况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过往陈迹的叙述，它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性格的塑造，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养成。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好的历史剧应当如好的历史著作一样，在较为忠实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的同时，担当起树正气、立道德、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

（作者：雒三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