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和刑事案件不同，不要求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只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即民事案件高度概然性原则，也就是在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的情况下，只能依据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并作出判断。对于本案，在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排除了陈先生的刑事责任后，对于陈先生是否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应该进一步审查。

法院认为，陈先生应当负有“安慰并注意芳芳有无反常行为”的义务，而未去实施“安慰与注意”行为，故而对芳芳的跳楼死亡负有一定侵权责任。”而根据我国的侵权法理论，任何不作为的侵权行为，都是由于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使得他人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就产生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由于本案报道没有详细提及，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芳芳出现在陈先生家的具体原因，陈先生与芳芳的关系到底为何，陈先生对于芳芳当时的情绪影响、芳芳到底有没有被领导批评以及批评的力度有多大”等因素是否对芳芳跳楼的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准确判决法院认定陈先生负有注意义务的具体操作过程。目前网络上所显示的有关媒体对于本案细节报道所依据的事实，有可能仅是出于陈先生的一家之言，比如“他和芳芳非男女朋友，在案发时他在厨房切水果，并且没有实施对芳芳言语刺激的行为”等细节是否属实，还要依据法院对于本案作出的裁判文书来具体认定。所以在这些细节都没有确认之前就判定本案判决不合理，还为时尚早。个人认为，如果本案原告芳芳的父母在案件审理中，能证明芳芳和陈先生的关系真如他们所描述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并且芳芳没有那种容易被诱导轻易做出极端事情的扭曲性格和处事作风，那么可以判定，作为男友的陈先生在案发当天在和芳芳独处一室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做出了对芳芳言语或是其他形式的猛烈刺激，而间接致使芳芳坠楼身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对于芳芳的死亡被判决承担20%的赔偿责任就是合理的。

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陈先生单纯的邀请芳芳来家做客行为，应不是导致他产生注意义务先行行为，因为这种邀约行为无任何危险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因此产生相应的注意义务，否则这种注意义务的要求对平常人来说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合理的。

本期编辑 宋胜男 李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