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独家专访6位郑州的原子弹爆炸亲历者
“执行任务前，我们机组的人将党费都交了”
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本报独家专访6位郑州的原子弹爆炸亲历者
“执行任务前，我们机组的人将党费都交了”
50年前的今天，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我们独家采访了6位亲历者，让他们讲述原子弹的那些事儿。这些淡泊名利的耄耋老人，当年从事着最危险最艰巨的核试验使命，风餐露宿，舍生忘死，并且保守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即使后来转业到地方，也依然守口如瓶。
向周恩来报告爆炸成功的电话是他接通的
崔遂波：那一刻，我激动得落泪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强光闪亮，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
在50年前，总理与将军的通话是绝对保密的，他们的通话有专人负责接通。崔遂波就是那个接通和保障这历史性关键通话的通讯兵。
在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前两天，身为通讯连长的崔遂波下到距地面近20米深的地下机房，准备执行任务。下去之前，他把贵重物品打好包袱，并给家人写信，信封上写着“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乡柿树洼 崔遂波烈士 收”。
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的这一幕，崔遂波都通过机房的小窗口看到了。就在看到蘑菇云的同时，总指挥张爱萍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让他“接北京”。崔遂波立即接通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的专线。按照工作要求，要先监听一下以确保双方通话正常，但又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过3秒钟。
平时无论有怎样十万火急的军务，张爱萍的声音都是平静的。但那天，明显可以感受到那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虽然只监听了3秒钟，崔遂波听到将军兴奋地说了三个字：“成功了！”
那一刻，崔遂波也激动得落泪了。
原子弹爆炸5分钟后，他驾驶飞机勇闯蘑菇云
李传森：40年后，女儿看电视才知道我开的飞机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5分钟后，一架飞机勇穿蘑菇云成功取样，获得了宝贵的试验材料。当年37岁的李传森，就坐在这架飞机副驾驶的位置。
回忆执行任务的情景，老人眼神中泛出激动的光芒：“只见一个大火球仿佛火红的太阳，‘轰’一下跃出了地平线，辽阔的戈壁滩上，出现闪光、火球、烟团、蘑菇云，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和狂风，四周通明雪亮，壮观无比。”
来不及欢呼胜利，5分钟后，李传森和其他5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飞至规定的7000米上空，准时进入蘑菇云。“当时我看到的蘑菇云的颜色是白色加灰色。”李传森说，飞机钻进去后，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只能看仪表飞行。飞机在蘑菇云里一共穿越了三次。
李传森下了飞机，立即脱下防毒面具和身上的衣服。“整个飞机都被污染得厉害，地面上的化学部队测量了一下，仪器一下子就顶满格了！”
就在原子弹爆炸前，李传森和其他机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训练。“执行任务之前，我们6个人将党费都交了，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出生入死，李传森圆满完成“穿云取样”，但这一英雄壮举，他未曾向任何人提起。直至40年后，他的大女儿看电视，家人这才知道，开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李传森就是他。
戈壁徒步巡逻八千里
王万喜：沙漠里3人合喝一支葡萄糖保命
为保障原子弹研究与试验顺利进行，当年7名军人在茫茫沙漠中徒步巡逻8300里的壮举，如今依然令人动容。其中有一名军人名叫王万喜，七人小分队副队长。郑州新密人。
王万喜介绍说，出发前，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接见他们，指示他们用半年时间，徒步行走8300里，对核爆中心东侧罗布泊湖等区域进行巡逻。具体执行3项任务：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三是清出场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最难忘的是巡逻到楼兰古城，原以为当晚就能赶回来，不巧路途难走，沙丘连绵，当天下午才到古城。带的水已用完，仅剩下3支葡萄糖液剂，战友们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喝。为此3名党员开了小组会，决定4名团员每两人喝一支，3名党员喝一支。
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取样
吉元望：每天在70℃高温下训练5个小时以上
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时，承担着回收取样这项艰巨任务的负责人名叫吉元望，郑州人，在核试验基地奋战了22个春秋，多次组织参与核试验的运输、布点、取样、回收等工作。
经过实测，一次取样从出发到完成需要4个小时以上。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战士们戴防毒面具、穿橡胶防护衣每天在烈日下连续行走5个小时以上。吉元望说，七八月份的戈壁滩温度高达70℃，防护衣密不透风，戴上就像进了蒸笼。“戴上防护服后，1个小时后感觉两额发疼，2个小时后头疼，3小时后胃疼，4小时后全身麻木了。每次训练结束后，战士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脱掉防护衣往下一倒，仅汗水就能倒满一茶缸。”
吉元望自豪地回忆，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当时参与取样车辆1000多辆，没有一辆车跑错位置，没有一辆车在沾染区抛锚。
（郑州机械厂研究所孙继栋对本文也有贡献）
参与制订首颗原子弹装配方案
刘海清：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半盆汗水
原子弹爆炸前，能否顺利爆炸便是提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学过通信专业的郑州人刘海清，曾参与解决这一方案。“当时我们既没见过原子弹，也没资料可以参考。”刘海清表示，对于刚组建的“三处”来说，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他们只能“闭门造车”。刘海清等人拟订了两个方案，但均被退了回来。没过多久，接触过原子弹的防化兵处参谋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一些原子弹的原理、结构的名称和用途。根据这些信息，刘海清等人又加班加点做出了第三稿，司令部审定后终于通过。
成功爆炸后，指挥部组织力量回收仪器。刘海清主动请缨，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赶到距离爆炸中心东侧1000米的地下室内帮忙。刘海清说，当时清洗时，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的汗水足有半盆。
她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电话
常淑英：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
1963年，常淑英和丈夫刘海清双双被调往核试验基地工作，来到了马兰。当时这里还都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生活非常艰苦。
虽然是两口子，但一到基地他们就分开了，相距数百公里，几个月都不能见面。丈夫刘海清在基地试训部任参谋，她被分到通讯二分站做接线员。
为了做好原子弹爆炸的通讯保障工作，通讯连经常展示竞赛，苦练技术。常淑英还练出了一种特殊本领，那就是“听音辨人”。她熟悉不同领导的不同方言及工作习惯，耳灵手快，快捷高效，专门负责总理专线和备用线。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马兰基地总机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接线员正是常淑英。
听到总理的祝贺，机房里的姑娘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有的拍手鼓掌，有的放声高唱，有的热泪盈眶……
（来源：郑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