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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包公”55岁院感医生雷小航:在武汉的55天

澎湃新闻 2020-03-23 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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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口述丨“黑脸包公”55岁院感医生雷小航:在武汉的55天

ICU里住进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新冠肺炎患者,看到临床两位病人接连去世,他使劲对着护士吼,说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年轻护士们很害怕。

雷小航走过去伸出了手,中年男性紧紧抓住她的手不放。

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院感医生雷小航。澎湃新闻记者 赵思维 摄

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院感医生雷小航。澎湃新闻记者赵思维摄

几番安慰过后,中年男性的情绪缓和许多,他说“那行,我不喊了”。

快出院那天,中年男性对雷小航说:“等疫情过去,我带你们去武大看美丽的樱花。”

“没问题,咱们说定了。”二人笑着拉了个勾。

从那以后,55岁的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院感医生雷小航给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给病人做心理疏导。

但在武汉的55天,她的工作目标始终只有一个:保护医疗队医护的安全。

“你们的父母和家人不求你们大富大贵,不求你们出人头地,但一定希望你们安安全全回到他们身边。”在物资紧缺的那段时间,雷小航带着医护用无纺布剪了个洞从头上套在肩上,再拿胶布粘紧制成“防护服”。

55天,她批评过医疗队的每一位队友,领队称她是“黑脸包公”。

雷小航在指导其他医护工作  来源: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在指导其他医护工作。来源:受访者提供

下为雷小航口述:

(一)队里的“黑脸包公”

在一线从事院感工作已经15年,是我们医院院感防控资历最深的人,我自信能够很好保护医疗队医护的安全。

1月22日那天下午,在医院报名支援武汉的群消息下面,我给大家留言,“你们别怕,我也会去,一定会保护你们平安回来。”

他们看到我的回复后,纷纷说道:“雷老师都去,那我们就放心了。”

走之前的晚上,儿子问:“你都多大年龄了还要去?”

我跟他说:“你别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是干啥的,肯定有能力把自己保护好,现在你妈要做的就是去保护别人。”

“晚上我跟你睡吧。”当晚已经成家的儿子破天荒对我说。

1月26日晚上10点多,武汉天河机场的风特别大,机场空荡荡的,没了往日那种灯火通明和飞机起落的繁忙,突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下飞机后,队友都很沉闷。在等物资的时候,大家就裹着衣服站在风里,没有一个人去打破这种安静。

安顿好住宿,第二天我们便在驻地开始院感防护内容的紧急培训。

除了要培训在医院污染区内怎样做好个人防护,还要强调如何在驻地酒店保证清洁,不能让大本营出现风险。

培训第一天,大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光一个生活流程的环节,我就要说很多遍,所有细节必须讲到。

“雷老师,我把鞋放这还是放那?”“我进房间能不能先走这边再走到那边?”培训过程中大家提出各种问题,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必须要让所有人的想法保持统一,否则就容易乱套。

就拿脱外套的流程来说,不是像寻常那样随便拎个袖子脱下,而是一定要先拉开衣襟,从里向外脱,把外套脱在背后以后,两只手拿着袖子翻在外头,然后把衣服挂到衣架上,再做清洁处理工作。

“你们重点不要看我如何穿,要看的是我如何脱,我脱的时候有没有脱干净?”在给队员讲解院感防控注意事项时,我无意中说的这句话把他们逗笑了。

“细节决定安危”,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适用于院感工作。脱防护装备的每个细节,什么时候开始卷衣服?卷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个位置去翻手腕?都至关重要。

即便像很常见的手消毒步骤,也一定要遵循洗手“7步法”,每一步都得数着“1、2。。。。。7”,做完7个步骤,就是56秒,这样酒精消毒的效果才能达到。

从开始进行院感防控培训,到之后投入工作,每一次我都会在前一天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列出计划,记录当日大家提出的有关院感防控的问题,以及该日队员在工作中出现了哪些高风险行为。

写出来反复修订,并给队员解答,然后在手机上做成电子版发给大家,让所有队员学习掌握。因为没带电脑,随身携带的一个厚实工作笔记本,到离开武汉时也刚好写满了。

在一次大会上,我对队员们说过一句话:“你们的父母和家人不求你们大富大贵,不求你们出人头地。但一定希望你们安安全全回到他们身边。”

既然来了武汉,且不说救不救病人,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只有自身安全了才能去救人。“自己没救人却倒下了,还得别人来救你,你说是来支援还是添乱?”

我们有一位队员下楼梯时,不小心摔骨折了,这让我高度紧张。事后我在想,如果他当晚是一个人从重症病房走出的时候摔倒了怎么办?那将会影响他脱防护服,就非常容易被感染。

从那之后,我就采取硬性规定:“在工作区,必须两人同行,不得单独行动。”只要知道有医护单独行动,我肯定会骂他,“为什么要一个人?”

我批评他们的时候是很厉害的,用领队易智的话说,我是队里的“黑脸包公”。

有时他们开玩笑问我:“雷老师,你多大了?”

“16岁半,正少年呢。”

雷小航与重症病区的病人交流。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与重症病区的病人交流。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右一)与队友看望病人 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右一)与队友看望病人受访者提供

(二)在ICU亲身穿戴防护装备

1月28日一大早,所有队员都还在继续培训时,我们院感组5人进入受援的武汉市第九医院查看工作环境。

刚到医院门口,发现医院当时并没有做到人流、物流、车流的分离,大门口也没有任何阻挡措施。满院都是病人、家属、医护。医护有的穿着防护服,有的穿着白大褂在院子穿梭。

很多病人在院内的树上挂着吊瓶,门诊的病人和住院患者家属无差别在一起,病区楼道里挤满了加床的病人。家属陪着病人,在床边吃饭,旁边其他家属拿着84消毒液往病人身上喷。

在留观病房,地面、桌面上可见带血棉签类医疗垃圾,没有看到医护人员的清洁区,整个医院就像个污染区。医护人员戴的口罩没有密合,防护服就直接敞着、拉开着,将自己的内层衣服露在外。

当时我和他们院长交流过,他们是个二级医院,院感科没有独立,原来就1个人,要干很多事情。出现疫情后,就给院感调来2个口腔科医生,从临床调来1个护士,全院的消杀感控工作都是他们4个人做。

而医院保洁员很多都辞职了,当时只有5个人在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进行改造,对该院区域划分、控感方案流程进行再造,尽最大可能在当时条件下做得更完善。没有后勤保障人员,我们自己上,抗柜子、爬窗子、搬架子床。

首先要整出一个清洁通道,让医护有最基本的保障。大概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把全院潜在的污染区、缓冲区、清洁通道全部整理改造后,用消毒液彻底清洁消毒了一遍。

慎重起见,我们还把医院所有的窗帘全部卸下,消毒、清洁、再消毒后包装起来,以便以后处理后再利用。

在九院开展院感防控工作时,我还记得给他们的院领导发了一次火。当时我看到医院为患者准备的饮水机、微波炉清洁消毒不到位,病人家属太多,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谁都可以随时使用,这样的饮水机、微波炉就成为了了一个污染源,风险很大。

而微波炉没人管理,病人常把吃了一半的饭放进去热,这对留观区其他病人来说就是极大的感染隐患。

做完这些后,我带着九院的医护和我们的队员跟着我一遍遍走通道,熟悉完整的院感防控流程。面对紧张的队员,我跟他们说:“你们别怕,不要紧张,有风险的地方我先走,我会把风险先挡在门外,我不会让你们的安全没有保证。”

2天后,我们正式接管了九院重症医学病区,负责救治护理医院的重症、危重症病人。

开始工作那几天,我天天跟随队员进出重症病区,盯着每个队员怎么穿、脱防护装备,尤其是在ICU工作的队员。

ICU高风险操作多,风险最大。当医护人员第一次要给病人实施气管插管时,就遇到了难题:没有头套和面罩怎么办?

那时武汉的防护物资非常短缺,大家都一筹莫展。我想能否把一次性床单像给小孩做围嘴儿似的剪个小圈,然后拿胶布粘在医护人员身上?

我给ICU主任说,“你放心,我现场找材料,你就在病床前等着,我马上做好过来给你围上、包严。”我找到一块无纺布剪了个洞从他头上套在他肩上,再拿胶布帮他粘紧。这在当时条件下,已是最安全的措施。

由于气管插管喷溅多,我不放心,就一直守着他身后,看着他给病人做完插管手术,然后又亲手给他脱下最外层的防护装备。脱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冒着最大的风险,因为我直接接触了被污染的防护装备外表。

到了2月下旬,我们开始有了正压头套、一次性头套、防护呼吸器。每一样装备,我都会在ICU里面试戴,从头戴到尾。要确定穿的方法,遇到意外情况如何应对,看怎样脱更安全,还要让穿戴的人舒适。然后把穿脱过程录下来,示范一遍,发在工作群里。

在九院工作期间,有支援武汉的同行问我,为什么你要天天跟班进病房?

我告诉他们,我要用我的专业知识最大程度的保护队友,为医护“守好关,把好门”。

雷小航为穿戴防护装备为其他医护示范 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为穿戴防护装备为其他医护示范。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右)为医护指导 受访者提供

雷小航(右)为医护指导。受访者提供

(三)等待最终“解散”的命令

在武汉这么多天,我想过如果队友出现感染的情况怎么办,怎么让他们撤离工作环境,怎么给他们做心理疏导。

虽然我在感控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援助任务一天不结束,队友还在病区工作,这份为他们安全担忧的压力就一直存在。“绝不能辜负家长和单位的托付,如果没能照顾好这些孩子,那我会愧疚终身。”

来武汉之前我的睡眠质量很好,来到武汉,因为有压力,我开始失眠。刚开始是吃半片药,后来就加到一片,如果不吃的话,晚上根本睡不着,脑海里就会不停地想着各种可能还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在和家人联系时,我总是说“挺好,病人越来越少,病人能走能跑。”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这里的重症、危重症病人是在生死边缘挣扎。尤其是看着病人在面前去世,那种打击对我精神影响很大。

记得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前一两分钟还在跟你说话,转身人就没了,当时医护用任何办法都“拉”不回他。30多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新冠病毒却将他无情地带走。这些会让你会觉得,人真的太渺小。

那一天,我情绪特别差,回去后洗了40多分钟热水澡。

水龙头就一直开着,我站在花洒下让热水从头浇下来。冲完躺到床上,电视里播放着不知名的音乐,我努力压抑内心的焦虑,平复心情。这种压力是不能给队员表露的,“我要让这些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坚强的后盾,盾牌一定不会倒下。”

医护人员的压力要自己排解,但也要帮着病人去“消化”他们的紧张情绪。

当时ICU里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病人,看到病房挨着的两个病床病人接连去世,他的心理和精神几近崩溃。他用武汉话使劲对着护士吼,说什么大家也没听懂。护士小姑娘们很害怕。

护士告诉我后,我就走过去伸出了手,他也伸手,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我能感到这位病人的目光是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期盼。

我轻轻触摸他的手臂,使他紧绷的肌肉渐渐松弛。轻轻的说“你看他俩一个81岁,一个70多岁,你要比他俩年轻很多,两位老人都有高血压、脑血管、心脏病这类的基础病。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也许是合并症。你也没有这些病,会好的。”

我对他说,越吼,你的血氧压掉的越快,就越难受。吼了,医护也不明白你要干啥,就没办法给你有效的治疗,你要慢慢说,我们听明白就会更快更好的给你做护理和治疗。

他听后缓和了许多,说“那行,我不喊了”。后来他挺配合医护治疗,症状减轻后还会主动帮忙做其他患者的思想工作。大约一个礼拜以后,他从ICU转了出来,最后康复出院。

他快出院那天我去看他,他跟我说,“是不是大家都喜欢武大的樱花?等疫情过去,我带你们去武大看美丽的樱花。”实际上此前我是看过的,我说“没问题,咱们说定了。”说完,我们笑着拉了个勾。

从那以后,我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额外工作:给病人做心理疏导。

医护与病人聊聊天,病人也有一个宣泄的途径。有的病人还会跟我们小护士说,“哎,你可以叫我哥哥,但别叫叔叔!”病人起初都会害怕疾病,但最后他能理解你的时候,就会配合你的治疗护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从1月30日接管病区,至3月17日最后一名病人转离,50多天里,我和同事累计为117名重症、危重症病人提供护理工作,其中65名病人痊愈出院,其余则大部分转至其他定点医院。

3月20日下午,在武汉55天后,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返回陕西。

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137人在完成任务,返回陕西时合影留念 受访者提供

陕西首批援湖北医疗队137人在完成任务,返回陕西时合影留念。受访者提供

走在路上,我问队友,回去后等到14天的医学观察结束,接到队伍“解散”的命令时,大家最想要什么?队友们异口同声的大声说:“要求来个深深的拥抱。”

同事们的要求让我有点心酸。在武汉奋战这些天,他们见到更多的是“严肃甚至苛责”的雷老师,我这个“黑脸包公”几乎把所有的队员都训斥过。此时我也激动的说“我会把你们每个人都挨个抱一遍。”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队员们为我举行了简单而有意义的55岁生日会,再过几年我就要退出一线工作了,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上前线的机会。

在武汉战疫的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值得我永远铭刻难忘的经历。

责任编辑:李皓 C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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