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万人相亲活动视觉中国供图

“唉回家又要被逼婚了”

反逼婚联盟的广告起源于过年时的一句抱怨，“唉回家又要被逼婚了”。

“传统的家族观念、社会观念，依然在给女性编织牢笼。”吴文说，26岁那年，周围的人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向吴文发起进攻，就连小孩子都会突然窜到她面前，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问：“姐，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呀？”

春节回家时，外婆老得有点神志不清了。她会突然望着吴文痛哭流涕：“你一定要早点结婚啊。”又转向吴文的妈妈，“你女儿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没有告诉我？”然后重复了30遍这个问句。

“那一刻我感觉到心酸，外婆意识不清了，潜意识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位在北京工作的白领说。

妈妈也开始“温柔地提醒”“积极地告知”，谁家又生了孩子。当在北京独居的吴文家中有东西坏了需要更换时，在中原老家的母亲总说，等成家了再换好的吧。“她潜意识里觉得，单身过的是不完美的日子，就得凑合着”。

在父母眼里，子女只身在一线城市打拼，能找到门当户对的另一半“靠靠”，生活没那么辛苦。

与吴文同在北京打拼的米果深有同感。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在澳洲读完硕士的她选择回国工作，她在北京五环外的黑桥村租下工作室，接到活儿时几千几万进账，惨淡时几个月没有收入，从小衣食无忧的她学着怎么把“一块钱掰成3份花”。

家里的墙刷什么颜色、房间要挂什么画，米果认为，这可以听父母的。但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完全是自己的自由。在决定对得起父母之前，她要先对得起自己。

起初，米果尝试把内心深处的想法说给父母听，但每次想要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候，都会“弄得他们很伤心”。

爸妈气呼呼地指着她，“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家长对着干？”他们认为婚姻是对米果现在和衰老之后生活的保障。

“以传统观念看，我是挺不孝的女儿”，她握着纸巾，停了很长时间，“我活得挺随性的，自己开心最重要，让父母操心挺多。”

看到米果设计的反逼婚广告，妈妈一手给她众筹钱，一手戳着桌子，指责她大逆不道：“你做这种事情，小心被雷劈，过年时别让亲戚知道，会被骂死的！”

这样逼婚的桥段以不同的剧情，在众多家庭上演。新闻里，单身的姑娘被母亲逼问：“我养的狗都产崽了，你咋还单身？”还有大妈找婚恋网站为女儿“策划”一场偶遇，花了6.8万元。有父母好不容易被子女说通了，转天跟广场舞大妈一聊，焦虑又来了，回头又逼婚了。

“不是小孩子啦”“你一天不结婚，父亲就一天不死”“不要任性，可怜天下父母心”“真要找不到，是我们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回家时，这些话连珠炮似的钻入单身男女的耳中。父母对于传宗接代的渴望、对子女安稳生活的担忧全部转化为催婚的令箭。

“一切信息都是条件，你发现一个人变成了贴着二维码的商品。”

被“打着爱的名义、裹着蜜糖”的令箭射中的吴文，一直在相亲的路上狂奔。

吴文有时奇怪父母那一代人眼里，女性始终要依靠“婚姻”这张长期饭票，而社会对于“饭票”的评价如此单一，几乎只与金钱相关。

为了让吴文尽早拿到“饭票”，家人开始给她介绍对象。吴文为此“面试”了30个相亲对象，始终想找到金钱之外，更吸引她的东西。

如果寻找结婚对象是一场精准的条件匹配，那么贴在吴文身上的标签有：北京户口、有房有车、工作稳定、名校硕士、身材匀称、皮肤白皙。

国产影视剧的套路里，这样28岁的单身女性，通常会在生日当晚，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寓，点开灯，甩掉黑色高跟鞋，费劲巴拉地从背后拉下紧身裙的拉链，晃荡着高脚杯里的红酒，打开音响里忧伤的布鲁斯，哭丧着脸站在落地窗前，望着万家灯火默默流泪：“为什么我还是单身？”

吴文不再坐在家里等待踏着七彩祥云的意中人和骑着白马的王子，而是把每个周末都安排上相亲和约会。她家附近占地21万平方米的商圈，几乎每一处都留下过她约会的身影。

遇见“技术理工男”时，吴文正处于彷徨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听父母的话。”技术理工男属于父母眼里“条件”匹配的对象：名校毕业，央企工作，攒钱在北京买了房，父母有兄弟姐妹照料。于是，这个3年前就被吴文拒绝过的男生，在3年后又进入了她的视野中。

他们尝试约会，可男生太无趣了，90%的时间在聊工作。

吴文是那种喜欢看话剧、广泛阅读书籍的姑娘。有一次和另一个央企的相亲对象聊天，聊着聊着，她开始谈起央企改革、如何激活央企的创造力，对方一愣，没说几句话，回家就把她拉黑了，临别“遗言”：“我想找个简单点、轻松点的女孩。”

“可能是聊得有点深了”，吴文总结经验，“我发现第一次见面聊工作不太好，还是该聊聊爱好啊、家乡啊。”

可是这位技术理工男的爱好乏善可陈。爱情变成一道辩论题。吴文掰着手指头找理由说服自己：虽然技术理工男穿衣土、不注重形象建设、木讷、不会追女孩，但对自己一片痴心，“将来应该不会闹什么幺蛾子”。

但迷茫和不满全写在脸上，尤其是在某次口干舌燥、长途跋涉的约会之后。吴文不耐烦的表情“引爆”了技术理工男，他“蹭”一下子蹿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吴文一个人愣在餐馆。晚上，他找到吴文，要回了之前送的金利来钱包。后来，他又来道歉，但吴文坚决跟他拜拜了。

吴文的相亲经历像一本曲折的小说，有高潮也有低谷。当她与“条件”很好的海归相亲，望着对方麻利地卷起意大利面出神，脱口而出外国的牌子，自己的“优越感全没了”。

“在一次次甩与被甩中，变得越来越淡定。”吴文一边总结，一边脱下牛仔裤，换上裙子，摘掉眼镜，等待桌子另一端的甲乙丙丁。

最初，远在中原的亲戚们层层扒拉着为她介绍对象，甚至牵动了另一个城市的舅奶奶。舅奶奶以在公园收集各种信息为乐趣。掏出抬头印有国营单位名称的老式信纸，记录某某、年龄、收入、父母干嘛的、电话。有时还会在旁边批注，这个长相阳光，那个个子高。

“一切信息都是条件，你发现一个人变成了贴着二维码的商品。”吴文说。

她后来花了999元注册相亲网站，发现里面更像一个用标签搭起来的舞台，活生生的人浓缩成年龄、职业、收入，明码标价、骗子横行。现实社会人们对“成功”的单一标准和偏见折射在婚恋问题中，男性被搭讪的次数永远和收入成正比。

“老一辈人的焦虑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米果也看到了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她希望社会可以更加多元，选择去当快递员也不会让家里感到掉价，“不要让钱成为唯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