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局的态度让何益良觉得“心凉”。几个月前，他也找到文物主管部门，希望“对口”的文物部门能协调暂停拆迁工作。但对方回复说，“三江所城只有东城门和城隍庙属于三普登录文物，其他的并不具有太高的历史价值。”

他听懂了文物局的意思：拆迁中保留文保单位就行，其他老建筑都可以不管死活。

“没有三江所城，会有三江闸吗？会有东城门吗？会有城隍庙吗？你告诉我，没有爹会有儿子吗？”何益良当场反驳道，“本该共生的关系怎么能硬生生撕裂？那些有历史的建筑就因为没被认定就该被拆吗？”

记 忆

何景成静静地在门口坐了一天。他坐得笔直，眼睛始终盯着路口，那是推土机唯一可能出现的地方。

过去的几个月，他看着生养自己的村庄一点点被抹去。老人最近常常翻看一本钢笔画集《斗门》。画里，三江所城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乌篷船从河道划过，在热闹的十字街口停下，人们聚在一起，拿出红薯物物交换。

河道边种着菱芡，农妇隔着河洗衣、聊天，台阶上是错落有致的房子，精致的台门和石窗依稀可见。

这是何景成记忆里三江村的样子。

而它即将被一个崭新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三江文化休闲园”所取代。

让老人有些心凉的是，自己如今有些“势单力薄”。“村里人心不齐啊，有好多人是想拆的。”

他能理解村民的选择。三江村有1700多户、5000余人。对很多签订拆迁协议的人来说，“房子”是天大的原因。“小孩子大了没房子住啊，袍江这边的地皮批不下来，没地皮，小孩子以后怎么盖房子？”杜建明说。

三江村的房子几乎是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村里的商铺老板娘记得，20年前，绍兴的许多重工业企业在三江村附近拔地而起，也是那时，一大批外地工人来到三江村。他们或租或盖，让三江村变得更加“拥挤”。一大群历史建筑中，就这么多出了不少新房子。

污染也随之而来。过去10年间，三江村一到夜里“空气里就是一股硫酸味”，百米外工厂烟囱排放的赤黄色浓烟，“人看了就害怕”。

之前在为拆迁争论时，就有学者认为：“之前建设经济开发区引来大量污染企业，已经对村子造成一次污染了，现在还要把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拆掉，这是二次污染！”

“拆迁是民意。”村支书杜建明抬高嗓门说：“有的人不是不签协议，他们只是合同的钱还没谈拢而已。”他很肯定地说，当初开动迁大会时，“村里95%的人都支持拆迁”。

何益良也发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许多老房子的户主都向往着外面的生活，对这个年久老迈的村子并没有什么留恋。

然而，熟知历史的他一说起这事儿就激动。600多年前，戚继光曾经带领士兵在这里抵抗日本倭寇，打赢后，很多人留了下来，同时守护着三江城外的三江闸。“这里不少人都是抗倭斗士的后裔啊，就这样拆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自己的祖先？根在哪儿恐怕都会忘记！”

“文脉都被破坏了。”他长叹了口气。

现在看起来，这些抗倭战士的后代，没几个还存着与78岁的退休教师何景成一样守护家园的心意。

就在前些天，村里的“大仓台门”也要拆了。何景成同样无可奈何。

老人心疼旧宅，把老台门的一些石板和砖块捡回去，搁在里院的桂花树旁。从那个角度望过去，正好对着昔日的何家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