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法院作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金额虽然不多，但这是自《国家赔偿法》确立有精神损害抚慰金项目后，衡阳市首例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对此，伍毅喜的律师罗秋林认为，相比“首例”，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精神损害金可否有统一标准？同罪、同刑但精神赔偿不同的事情，如何终结？

“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了很难用金钱来量化，目前的办法都是由裁判者来自由裁量，由此带来的不公显而易见。”罗秋林认为，比如：2012年安徽省周炳然和广东省黄立怡蒙冤入狱分别6年和11年，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分别为5万元和16万元；2013年的河北省赵艳锦和浙江张氏叔侄，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在10万元以上，高者达45万元。

罗秋林认为，法律设计的目的性在于确定性。“在此种意义上来讲，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要件、范围、程序、标准等，都应当由法律确定，防止权力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南华大学法学教授罗万里指出，精神损害的程度，法院往往要结合人身受到羁押的影响程度、罪名的情况、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是否有过错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一般而言，法院可能会参考民事案件中精神赔偿的标准，但实际上民事案件的精神赔偿标准，也是空白。因此，实际操作中，各个地方的高级法院对此会有指导标准。

罗万里呼吁，从司法改革的方向看，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让司法权力透明化和清单化是一个趋势，也是民众的要求。“最高法院应该对一些经典案例作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为地方法院在执行中'解难'。”本报记者 洪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