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深秋，北京街头梧桐叶飘落，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却无秋意。一名在北师大教育心理系读书的少年谢小庆，在教授张厚粲的办公室外徘徊后，终于推门而入，向这位中国心理学、教育测量学的前辈求助。他被研究中的一个现象困扰已久，找不到答案。

张厚粲教授青年时代曾师从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并留学美国西北大学，刚从长达十年的沉寂中走出不久，一听到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这些词汇，她的眼睛便亮了起来。这门学问在中国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伪科学”，被打压得几乎消失，如今终于重见天日。

谢小庆的困惑很快由张教授介绍给了年轻助教郑日昌，拉开了改变数百万考生命运的故事序幕。

郑日昌的人生起点并不顺遂。1962年，十八岁的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专业，这是全国第一个从理科招生的心理学系。起初，学生们以为学了这个专业就能像算命先生一样看穿别人的想法。启蒙老师张厚粲在课堂上做了一个实验来回应这种疑问——让学生手持摆锤闭眼默念方向，结果圆锥会往默念的方向晃动，这其实是肌肉的无意识细微运动造成的。但对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神奇之谜。

郑日昌被这种玄妙之处吸引，决心要在这一行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命运却将他踢出了课堂。1968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发派到东北的一座煤矿做了采煤工，整整十年零两个半月。他在井下干着技术含量极低的工作，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不会一辈子在井下刨煤。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这对郑日昌既是机会也是诱惑。第二年夏天，他听说北师大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连夜赶赴沈阳报名。最终，他成为一百多位竞争者中被录取的两人之一，重新踏进北师大的校门。

1980年，郑日昌留校任教。此时的心理测验学在中国仍是一门敏感的“禁区”。1980年代初，国家要选派大量学生出国留学，需要组织托福考试。美国ETS派了几位测验学专家来中国讲座，但国内懂行的人寥寥无几。郑日昌和他的团队与ETS专家进行了座谈，获得了宝贵的资料。

郑日昌和他的学生谢小庆开始对高考试卷进行大规模统计分析，试图引入“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等概念。他们将论文投给《教育研究》，但因文章对高考有所批评，未能发表。后来，他们将论文改头换面投给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最终于1981年第5期见刊。

郑日昌并未放弃，他继续探索。1983年，他带领团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高考试卷批改存在主观差异。理科卷同题异评分数差距达十五六分，文科卷更夸张，语文作文评分最悬殊可达三十三分。这足以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郑日昌认为高考必须用一种具有固定对错、唯一分值且不受教师情绪影响的“客观题”，即选择题。尽管许多老教书匠担忧选择题会削弱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但郑日昌坚信高考首先要绝对公正。1984年，有关部门决定在数学、英语等学科的小范围试题中布置选择题型。1985年，广东省成为高考标准化改革的前沿实验省，选择题约占卷面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三年后的跟踪研究表明，引入选择题后，城乡考生在高考试卷上的总差距百分比缩小了12个百分点。标准化阅卷误差率降至千分之一以下，高考公平性迈出了巨大一步。

郑日昌不仅推动了选择题的引入，还推动了整个高考结构的变革。他坚信标准化才能从程序上根本保障公平。他的努力改变了未来几十年间数百万计的考生命运。

尽管标准化和选择题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效益，郑日昌仍在不断探索。他推动各省调整评分细则，强化统一评分标准和复核流程。他还参与了人事评定、飞行员和运动员心理选材以及测谎等诸多跨领域工作。

郑日昌期望的从来不是名垂青史，而是让每一分努力都不在人为波动中浪费，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沉淀出最恰如其分的命运天平。他的故事一直刻在每位认真读过高考史的人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