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他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对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现状的看法，并提出了如何破解发展障碍、释放消费潜力的建议。他认为，服务消费供给需补足短板、提高质量，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要减少过度加班，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多措并举稳定就业，让消费者有时间和金钱去消费。

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都有增长空间，如教育、医疗、养老、幼托，以及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等领域。数字化技术推动下，平台经济在消费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也开始介入消费辅助决策，未来的服务消费增长潜力巨大。

然而，服务消费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阻碍。从观念上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更倾向于制造业的招商引资，认为改善服务业短期内难以见到回报。此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侧重于GDP增长和税收，而制造业增值税率相对较高，这些政策性因素对服务业发展不利。

城市发展模式也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部分城市追求低密度、宽马路、大广场的城市布局，但服务业需要高密度、高流量的线下消费场景，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不便。另外，供给侧结构分化明显，制造业出现局部产能过剩，而服务业存在数量、质量和多样性上的短板，特别是在养老、医疗、教育、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如果能够补齐这些短板，将为未来的消费带来巨大的增长点。

服务消费和物质消费的一大区别在于需要时间。目前，物质消费已开始出现饱和效应，未来将有更多的消费需求转向服务领域。然而，许多人因工作时间过长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48.6小时，远超标准工作时间。有些企业加班严重，影响员工身心健康，年轻人也抱怨挣了钱却没有时间花。

为了改变“加班文化”，他建议严格执行加班工资支付规定，同时设定最高加班时间。政府应推动制度变化，社会共同形成减少过度加班的共识，仅靠个别企业难以改变这一现象。

谈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要顺应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性冲击。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大国间的竞争不容许技术进步放慢速度，这对某些传统行业产生冲击。但在另一些行业，技术可以促进就业或提高收入。因此，需要形成政策激励，促进技术向善，在创造就业、赋能就业、改善收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一家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匹配就业需求者和供给者，帮助残障人士找到在家工作的岗位。此外，教育也需要转型，学校应更加重视那些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