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掌管着年收入超5000亿、日赚超过1个亿的金融巨头总裁，在周五下午还正常主持会议，周末却突然“失联”。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2025年12月初真实发生在金融圈的一幕。短短五天内，从市场传言四起到公司股价暴跌，再到官方最终通报，中国人保集团副总裁、人保财险总裁于泽的落马，像一块巨石砸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的不仅是百亿市值的蒸发，更揭开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已经是八年内，这家“财险一哥”的第三任总裁被查。
事情发酵得很快。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于泽还在公司内部会议上露面，一切如常。但到了周末，关于他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开始在保险圈内悄悄流传。有知情人士甚至表示，对于泽出事“并不意外”，因为“针对于泽的举报从未停止”。
流言在12月1日星期一迎来爆发。当天，多家权威媒体跟进报道，资本市场瞬间用脚投票。尽管当天整个保险板块都在上涨，但人保系的股票却逆势暴跌。A股的中国人保股价一路下跌，最终收盘跌了将近5%。港股市场反应更剧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和它的核心子公司中国财险（即人保财险）盘中一度跌超6%，最终也分别大跌了5.25%和2.72%。仅仅一天，人保系在港股市场的市值就蒸发了超过一百亿港元。
面对股价的异常波动和满天飞的传言，人保财险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晚上，发布了一份公告。公告说公司注意到了股价异动和市场传言，正在核实有关高管的信息。这份措辞谨慎的公告并没有平息市场的猜测，反而让气氛更加紧张。直到12月6日，靴子终于落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正式通报：于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
于泽是谁？在保险圈，他绝对是个重量级人物。今年54岁的他，拥有超过30年的保险从业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像一部标准的精英晋升史：1994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人保，从天津分公司的基层岗位干起；2006年跳槽到太平保险，一路做到太平财险的总经理；2019年底，他又被“老东家”中国人保召回，担任集团副总裁。
他真正站到舞台中央是在2021年3月，他出任了人保财险的党委书记和总裁，正式执掌这家中国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在他掌舵的四年多里，人保财险的业绩报表非常亮眼。公司的保费收入从2021年的约4500亿元增长到了2024年的超过5380亿元。净利润从223.65亿元涨到了321.61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更是高达402.6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他带领公司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保险、科技保险等新机遇，在行业改革中稳住了市场超过30%的份额。
然而，光鲜业绩的另一面是挥之不去的争议阴影。有媒体报道，于泽有个特别的爱好，养鸽子，痴迷到被称为“鸽王”。他在深圳工作期间，甚至被传每周五都要坐飞机回天津的家，就为了照顾他的鸽子，周一再飞回去上班。这种与金融高管严谨形象略显反差的生活细节也曾是圈内谈资。但更严重的，是那些从未停歇的举报。
于泽的落马，最让人震惊和深思的，不是个案本身，而是它所处的序列。他已经是最近八年里，人保财险第三位被查的总裁了。在于泽之前，2017年人保财险的原总裁王银成被带走调查，后来因受贿罪被判十一年。2022年，接任王银成的总裁林智勇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并“双开”。官方对林智勇的通报措辞严厉，明确指出他“靠险吃险，干预大宗保险理赔事项，违规收受大额中介费用”。如今，轮到了泽。
短短八年，同一家核心公司的三任“一把手”接连倒下，这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用“个人问题”或“偶然事件”来解释了。它像一盏刺眼的探照灯，直接照向了这家万亿级国企深层的治理黑洞。为什么这个位置成了“高危岗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业内人士和分析指出，这与财产保险行业的特性密切相关。财险公司有大量面向企业客户的大额业务，同时又极度依赖汽车4S店、保险代理等中介渠道来销售保单。这一进（承保）一出（理赔），中间涉及巨大的资金流动和利益分配。对于手握审批权、定损权、费用分配权的高管来说，操纵费率、干预理赔、通过中介渠道进行利益输送，有着太多的空间和诱惑。这就是典型的“靠险吃险”。
事实上，人保集团内部的纪检监察机构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保集团纪检监察组发布的信息，他们今年以来专门针对“虚假理赔”等“靠企吃企”问题开展了集中治理，查实的案件就超过2.82万件，收回赔款5300多万元，追责问责了5400多人。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于泽治下的人保财险呈现出一幅极其矛盾的图景。一方面，公司的保费、利润、市场份额等核心业务指标节节攀升，堪称行业的“优等生”。但另一方面，公司的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似乎出现了系统性的失灵。尽管人保财险在外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中可能获得好评，“高管举报不断却仍获提拔”的现象暴露了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的监督职能可能被架空，形成了“表面合规，实质失控”的局面。
当公司的考核机制过度强调保费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时，压力会层层传导到基层。为了完成指标，一些机构可能铤而走险，通过虚列费用、数据造假、违规支付手续费等方式套取资金、争夺业务。而位于权力顶端的高管，则可能利用对大宗业务、大额理赔的审批权，进行权力寻租。前任总裁林智勇的通报中“干预大宗保险理赔事项”的表述，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
于泽的突然被查，就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公众对国有金融巨头内部治理的疑虑黑箱。它不仅仅是一个高管个人的沉浮故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在庞大的业务体量和光鲜的业绩数据背后，那些关于权力制衡、渠道管控和合规文化的深层拷问。市场用股价暴跌做出的反应，既是对于泽个人的不信任投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所代表的公司治理现状的一次严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