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澳大利亚在阿德莱德举行了“奥库斯”级首艘核潜艇的龙骨铺设仪式，这标志着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更加鲜明。尽管这笔军费开支仅为中国的4.6%，但澳大利亚在南海争端、关键技术封锁和太平洋岛国影响力上与中国持续博弈。这种表面上看似不对等的对抗，实际上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

就在核潜艇动工几天后，中国海军舰队前往塔斯曼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这一举动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认可与赞扬。近年来，澳大利亚似乎紧随美国的外交步伐，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对中国的围堵。然而，澳大利亚的国力和军事实力远远不及中国。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2025年的数据，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约为480亿美元，占GDP的2.1%，在全球排名第12位，仅为中国的一小部分。即便计划到2027年将预算提升至600亿美元，仍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澳大利亚军队现役人员约6.2万人，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左右。陆军装备了211辆美国制造的M1A2 SEPv3主战坦克，并将在2024年增添一批“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澳大利亚海军拥有43艘作战舰艇，其中6艘“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和3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霍巴特”级驱逐舰较为突出。由英国26型驱逐舰改造的9艘“猎人”级护卫舰建造进展缓慢，预计2026年才能交付。而“奥库斯”级核潜艇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服役。为了适应这些核潜艇，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扩建西部的斯特林港海军基地，但具体完工时间尚不确定。

相比之下，中国人民海军的舰艇数量达到425艘，是澳大利亚海军的十倍。澳大利亚空军拥有259架各类飞机，包括72架F-35A战斗机、12架C-130J运输机和8架P-8A反潜机。然而，人民空军的飞机数量保守估计在3280架以上，远超澳大利亚。

在无人机领域，澳大利亚建立了MQ-4C“海神”和“忠诚僚机”的协同作战体系，但这些系统是否能与美军设备无缝对接仍是未知数。澳大利亚还与美国和日本在防务合作上非常活跃。作为美军“第三岛链”的关键支点，达尔文港驻扎了2500名美海军陆战队。2024年，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此外，澳大利亚通过太平洋步道倡议向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提供巡逻艇和军事培训，展现了其在区域内的军事合作能力。

澳大利亚还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加强与印度的海洋情报合作，共同增强对华政策的统一性。为支持美国、日本、韩国的军工产业链，澳大利亚限制了锂、稀土等资源的出口配额，特别偏向于“印太盟友”。2024年，锂矿出口配额预计将达到67%。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已经通过“三层锚链”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战略联系：首先是达尔文港基地驻扎的美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今年计划增加到3000人；其次是在“五眼联盟”框架下，将松峡基地提升为印太地区的量子通信中心；最后是武器系统的兼容性，很多装备采用美制的数据链标准。

澳大利亚的军力特点是“小而精，联美控海”。通过核潜艇技术的提升和与印太盟友的合作，它正逐渐从区域性力量变成一个“中等强国+美国战略支点”。其威慑能力更多取决于与美军的系统整合程度，而非军队规模。

澳大利亚在对中国的军事打击上并无太大价值，这使得它在地缘政治上频频挑衅，引发中国不满。澳大利亚采取“非对称骚扰”的策略，持续牵制中国的关注，同时让中国难以有效反制。2023年，澳大利亚派遣P-8A反潜机多次闯入南海岛礁的12海里以内，并与日本在东海举行联合军演。今年，澳大利亚政府以“安全理由”禁止中国企业参与达尔文港扩建项目招标。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澳大利亚政府强制拆除了华为的5G基础设备，并取消了本国14所大学与中国航天机构的合作项目。在外交舆论领域，澳大利亚推动设立“民主基础设施基金”，削弱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并在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后积极支持相关后续诉讼。此外，澳大利亚还在气候变化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

澳大利亚智库认为，中国海军发展虽快，但建立远洋战力需等到2035年，而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有效期至少到2028年。因此，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在2025到2030年间继续推行“亲美制华”战略的成本可控。澳大利亚总理在2025年国防白皮书中提到“基于规则的秩序”，实际上是在全球权力转变时期寻求一种战略平衡。这种依赖性的战略虽然带来短期的安全利益，但也使国家陷入“安全自主性陷阱”。

对中国而言，打破这种“代理人博弈”的关键在于建立更包容的区域安全框架，结合军事威慑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战略主动权的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战略选择揭示了一种残酷现实：在霸权交替阶段，中等强国的安全焦虑常常促使“战略自我工具化”的现象出现。这种路径依赖虽然短期内提升了军事技术，但也使国家失去了战略自主权，最终导致越依赖越脆弱的安全困境。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方法，中国才能把澳大利亚的战略冒险转化为重塑区域秩序的历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