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传播速度飞快，微小的舆情都有可能随着网络传播而持续发酵和激化，对网络事件的夸大事实、扭曲真相、编造谣言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网暴后果。2024年8月1日起，《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反网络暴力专门部门规章，标志着我国网络暴力治理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12月28日，上海举办了一场以“反网暴、遏戾气——共建向上向善和谐网络空间”为主题的反网络暴力论坛。论坛聚焦新规实施带来的网络暴力防治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论坛期间，“数字内容生态实验室”发布了《反网络暴力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法院审理的涉网络暴力案件数量远远不及实际发生数，受害人面临取证难、案件审理期限长、获赔额低等困境。

失控的网暴背后有多种因素，包括多样形式、情绪宣泄和算法推动。例如，2023年8月，B站多名UP主投诉称，一群人在海外平台组织用户对站内主播进行“人肉开盒”。经公安机关查明，该案牵涉18个省市，共计40余人，涉案人员主要活动者甚至是未成年人。同年10月，“上海4岁女童海滩走失”事件引发网友关注，部分网友质疑女童父亲提供不实信息，对女童父母造成二次伤害。2024年6月，西安交大硕士毕业生李某某因毕业演讲引发热议，后经警方调查确认，网传信息为假，涉及散布虚假信息的王某、郭某被依法处理。

网络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编造散播谣言、挑动对立歧视、侵犯公民隐私、破坏营商环境等，对个体、企业和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匿名性导致施暴者隐蔽性强，难以确认侵权主体，使得网暴事件难以控制。同时，网暴扩散速度快，在全国性热点事件中，网民借助互联网发表各类观点和看法，导致热点事件愈演愈烈。

《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网民数量庞大，部分网民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在自媒体和“黑公关”的引导下，部分网民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对网络事件不假思索地口诛笔伐。此外，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极少数网民肆意贬低和污蔑受害者，通过网络发泄情绪、博取关注、娱乐和获利。互联网平台既作为开放的网络社区，也为偏激言论和极端情绪的扩散提供了环境。大数据算法技术制造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降低了对不同群体和陌生话题的包容度；平台以流量为王，理性的声音可能会陷入“沉默螺旋”。

与现实社会语言暴力行为相比，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可能导致更大的危害。被网暴对象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均可能遭受严重影响，且这种影响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社会而言，网络暴力破坏了网络环境的秩序和生态，增加了社会紧张和冲突，阻碍了信息的准确有效传播。

诉讼方面，施暴者违法成本低，受害者维权取证艰难。根据统计分析，2001年来涉网络暴力案件不多，且呈下降趋势。网络暴力事件多以诽谤罪、侮辱罪定罪处罚，但因侵害人多为网络上的陌生人，受害人在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困难。知名社交平台所在地案件多发，北京、广东两地的网络暴力案件量排名靠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近五年涉网络暴力案件审理情况报告指出，多数案件标的低于10万元，一般仅会被追究民事侵权责任，赔偿金额有限。受害人往往较难证明实际损失，审理期限也较长。

当前，我国已构建多维度网络暴力治理规范体系，多部门协同行动。国家层面，多部法律法规夯实网络文明建设根基，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打击违法犯罪。上海市网信办也积极探索建立市级治理路径，如2023年的“清朗浦江·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和2024年的“清朗浦江·e企守护”整治网络暴力专项行动，共指导属地重点平台清理违规信息超过363万条、处置账号5.8万余个，并督促网站平台开发具有平台特色的防网暴功能。

在此背景下，《研究报告》提出探索网络暴力治理新模式，包括形成协同攻坚模式、强化依法惩戒模式、建立全程治理模式和探索共建共享模式，要求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特征库、预警模型等，完善一键防护功能，提供保护救济途径，落实全流程治理责任。